美国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总结美国政府应急管理的社会动员经验，对中国政府改进与完善应急动员工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

1.注重危机的预防动员，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应急意识

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e）和特德·盖布勒（Ted Gaebler）认为：“有预见的政府：（应更多地）预防而不是治疗”^[89]。形成完善的应急处置体系，首要的是进行包括学习教育和情景训练在内的预防动员，由此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应急意识。美国在应急动员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广大民众的危机预防教育和警务人员的严格培训，并将这些教育培训常态化，上升到应急预案的高度进行操作。具体而言，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所进行的应急预防动员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诸如FEMA将全美109座商业核电站的地址、两万座易塌垮“高危”水坝的坝址、1950年以来喷发过的活火山的分布地点、地震活跃带以及恐怖分子可能选择的攻击目标等资料广泛印发给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和公众，电视节目专设儿童教育系列片引导儿童在发生火灾时如何自救，在互联网上开设紧急事件处置知识的专题网站，等等。^[90]与此同时，在选定人群中开展应急处置情景的模拟演习和训练动员。在1989年10月的旧金山大地震中，正是得益于6个星期前进行了一次有上千人参加的地震救灾反应演习，才使得震后救灾和医疗抢险非常及时有效，极大地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2001年“9·11”事件中，FEMA在互联网上发布国情通告等官方信息的同时，也对广大民众进行积极的宣传引导。诸如向父母提供如何给孩子解释这次灾难的建议，及时对灾民进行心理疏导并进行专业的心理干预和心理治疗等。“9·11”事件过后，美国加强防恐训练，制定具体行动原则。作为反恐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恐行动主要是采取防御性措施去尽量减少遭到恐怖分子袭击的可能性，通常是有限度地反应和使用军事力量。美国在事件之后很快便确定在120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开展防恐演习，重点是防范类似于东京地铁毒气袭击那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事件。^[91]这种注重预防的应急动员取得了良好成效，在两年后发生的北美地区大停电事件^[92]中，美国发达的城市应急文化尤其是纽约市民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成为停电危机中的一大“亮点”。虽然停电危机发生在“9·11”事件之后，在灯光熄灭、机器停顿和城市瘫痪的一瞬间，恐怖袭击重演的恐惧穿过人们的脑海；但是纽约市民在突发性危机面前更多的是沉着与从容，多数市民并未惊慌失措而是耐心地等待救援。纽约人从容应对停电事件正是得益于当地政府平时反复倡导防灾意识的做法。纽约市紧急事务办公室专门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该市平时可能遭遇到的包括飓风、雷暴和恐怖袭击在内的突发性事件，说明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告知从住宅、地铁、高楼等地撤离时应注意的事项。此外，该办公室还和纽约的学校、非政府组织及企业合作，定期进行应急演习动员。^[93]由于日常应急预防动员充分而又有效，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此次停电危机造成的混乱和损失。

2.重视社会自主动员，构筑基层组织的应急处置系统

现代社会的基层自治组织是美国应急动员的系统末梢，这种基层自治组织以社区组织为主要形式，成为美国民间参与和社会自主动员的主体力量。社区组织的健全发展，以及它在应急处置过程中特殊功能的发挥，直接延伸和扩展着美国政府的应急动员能力。例如“市民团队”计划中的NWP，在“9·11”事件后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推广和扶持，该项目通过广泛宣传达到动员民众参与反恐行动的目的，其中一本名为《团结起来让美国更强大：民众行动指南》的小册子主要是帮助居民辨认恐怖袭击发生前的异常现象，提出及时警告。指南里写道：“了解你的邻居，保持警惕，注意可疑活动”^[94]。目前美国已有大约7500个社区参与了这一项目。类似的基层自治组织当然不是个案，美国目前的相关社区组织除了前述CERT、VIPS以及MRC以外，还至少包括社区睦邻组织、社区危机反应团队以及街区守护者等。作为美国应急处置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组织的逐步发展、社区功能的不断扩展以及基层组织在国家公共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显著提升，成为美国应急动员的一道风景线。

从社会自主动员的视角来看，美国大量的志愿者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应急处置，成为应急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的志愿者组织数量众多，90年代初就达到了100万个，堪称世界第一。^[95]志愿者组织及其运动是美国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一大特点，被称为与政府、企业并列的第三大社会“独立部门”。从1992年开始，美国在每年10月的第四个星期日要举行全国志愿者活动日——Make a Difference Day；1997年有130万美国人参加了这一节日，次年约有200万人，1999年已超过200万人。在每年的4月还举行全国志愿者活动周（National VolunteerWeek），期间要奖励表现突出的组织和个人。^[96]2009年，美国的慈善捐赠占其GDP的比例是2.2%，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为0.01%。^[97]美国的志愿组织和慈善运动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不仅同美国历史上形成的反政府干预思想密不可分，而且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资金扶持。这些志愿者组织在危机的预警监控、情报提供、应急救援以及灾后重建等应急动员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美国应急管理的生力军。例如大量存在着的公共健康志愿组织，在推动政府采取措施防治传染病、教育民众提高卫生防疫知识、动员全社会关注健康、进行社会调查^[98]，以及在洛杉矶大地震、“9·11”事件、炭疽病毒危机以及SARS疫情等公共应急事件的医疗救助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3.坚持立法在先、分权管理，通过协调自动衍生纠错机制

从应急处置的立法层面来看，美国拥有一个起步较早、周全庞杂的法律体系。早在19世纪，美国就通过100多件应急管理法案，其内容主要涉及洪水、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事件。这套经过多年实践不断完善的应急法律体系，为美国政府进行充足的应急动员奠定了制度基础。因此，美国应急动员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立法先行，在此基础上坚持分权管理、协调规范的原则，并通过应急管理的具体实践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诸如《斯塔福法案》和NRP（由FRP发展而来）都明确规定了在美国联邦体制下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应急处置时的相应职责。地方政府在无力应急情形下可以请求州政府的支持，同时根据州政府的相应法规开展应急动员；而当州政府也无力应对危机时，才请求总统宣布进入重大灾害状态或全国紧急状态，并由联邦政府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参加NRP的32个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具有明确的职责分工，由于开展应急动员的权力并不是高度集中于中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体系实质上是一种规范性的参与协作制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等级分明的固定科层制。整个应急处置体系尤其强调联邦政府、各相关职能机构、州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和公民个体的广泛合作，这就使得整个应急动员系统在危机管理时能够产生更强的责任感、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带来更高的效率。

经过长时期的实战经营和经验积累，美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相当健全的应急管理体系。这套体系以科学的应急动员为基础，通过法制化的手段，将完备的应急动员计划、高效的应急动员机构、全面的应急动员网络以及有效的公众支持系统容纳其中。美国应急动员系统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不存在应急管理真空。从理论上讲，美国的各种应急管理立法在实践中不可能包罗所有的突发性应急事件。这既是由危机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特征所决定的，也与法律规范自身所具有的固有缺陷相关。然而，美国的应急动员系统不仅严格区分各类危机，而且对于应急处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管理真空，也采用相应的危机预案和应急计划加以弥补。一旦危机管理出现纰漏，由美国总统和FBI相互协调，整个体系能够自动衍生出相应的纠错机制来进行补救，这种模式对于防范和应对突发性应急事件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4.强调信息公开的舆论动员，建立统一的应急反应机构

由于应急处置所涉及的信息情况关乎公共利益，公众对此应有无条件的知情权。因此，一个成熟理性的政府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往往能够主动寻求与媒体的合作，通过信息公开的舆论动员来赢得主动权。在这方面，美国政府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美国在几次重大应急处置过程中一直能够主动、及时地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善于通过舆论动员消除社会恐慌、稳定公众情绪。例如在2001年炭疽危机事件的成功应对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美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及时、预警措施得当。在考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实现民间与政府的全面合作，最大限度地加深朝野双方对待危机的共识程度，最终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下，控制住了炭疽病毒的传播。再如2003年北美地区大停电事件中，纽约市之所以应对得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长布隆伯格在停电后半个多小时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通过电台广播向市民公布有关信息。此后，布隆伯格还多次通过电台指导民众应对这一突发事件。^[99]纽约市政府处变不惊的态度和信息透明的做法，对稳定民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各个州和地方在应急管理的过程中，也极为重视与公众的信息沟通，通过信息中心（Information Center），利用无线电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手段，及时向公众公开应急信息并进行舆论动员^[100]，以尽可能减少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

另外，美国有着专门统一的应急反应机构——911中心，它是紧急事件管理机构与社会公众直接沟通的窗口。在911中心创建之前，美国的警察、消防和医疗急救等部门有着各自独立的通讯指挥系统，公众面临不同的危机在呼吁救援时需要拨打不同的电话号码。1967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规定911作为国家报警和求助的统一专用电话，改变了多个部门求助电话共存的分散状况。由于警方在应急处置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大多数地方都把911中心建在警察局。因此，警方911中心也就成为地方发起应急动员的领导机构和指挥核心。21世纪初，全美已建成大约22000个911中心，每个中心设有消防、医疗以及公用事业警务平台，各部门派员24小时值班，负责各类紧急事件的甄别、指令和处置。^[101]由于这种做法将危机发生后的优先动员权限交给了统一的专门反应机构，因而在应急处置时具有很大的专业性优势。

5.加强全球合作的国际动员，提升涉外应急的管理能力

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历史机遇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核扩散、恐怖主义等负面效应。^[102]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危机的起因和结果往往会溢出国界，成为世界性的危机事件，从而具有全球性。从“9·11”事件到SARS危机，从世界金融危机到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不但肇始于一个国家的危机事件会波及其他国家，而且应急管理也不再是单靠某一个国家就可以真正完成的工作。因此，在应急处置的过程中，通过国际动员加强全球合作，不仅可以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和支持谅解，而且可以有效地提升应急处置效率、降低应急管理成本，最终有利于解决各类危机尤其是涉外性的国际应急事件，重建和谐、文明的世界。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但从务实主义的策略出发，美国也注意加强国际应急动员以寻求全球合作，并以此提升应对涉外应急事件的管理能力。

在“9·11”事件中，美国国务院承担了对外应急动员联络处的工作，授权美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领馆关闭，并要求各国政府对美国驻外机构加强戒备，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防备类似的恐怖事件再次发生。同时，“国际刑警组织”（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简称ICPO）美国中央局发文向该国际组织各会员国中央局求援，希望能提供这次恐怖事件的相关情报。^[103]正是在其他国家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支持与合作下，美国政府迅速确认了恐怖分子并立即展开相关的搜索行动。“9·11”事件后，美国更加认识到大国合作的重要性。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说：“我们得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佳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之间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大国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之间在这个世界上的武装冲突是可以避免的”。^[104]2002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发表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今天世界大国发现我们站在同一边——联合起来对付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我们将用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来维护和平。”^[105]

【注释】

[1]分别为1954年江淮大水，1956年和1963年两次海河、淮河大水，1975年河南驻马店洪水，1985年辽河大水，1991年江淮大水，1994年珠江大水，1998年长江、松花江和嫩江大水。

[2]分别为1966年7.2级的邢台地震，1969年7.4级的渤海地震，1970年7.7级的通海地震，1973年7.9级的炉霍地震，1974年7.1级的永善地震，1975年7.3级的海城地震，1976年7.4级的龙陵地震，1976年7.8级的唐山大地震和1976年7.2级的松潘地震。

[3]《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6年1月11日。

[4]《天气预报失误将问责》，新华网2009年6月8日。

[5]珑铭：《加强灾害预测研究，把损失降至最小》，《上海证券报》2008年5月22日。

[6]《胡锦涛温家宝玉树抗震前后，举国救援体制凸显中国特色》，《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7]程美东：《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1949—2005）》（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

[8]王青笠：《唐山大地震他第一个冲到中南海报信》，《华夏时报》2006年7月26日。

[9]《网络成为“5·12”汶川地震第一个报道者》，搜狐网2008年5月16日。

[10]《胡锦涛温家宝玉树抗震前后，举国救援体制凸显中国特色》，《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11]《胡锦涛温家宝玉树抗震前后，举国救援体制凸显中国特色》，《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12]《外媒对中国态度“回暖”：政府把人的价值凸现出来》，中国网2008年5月27日。

[13]《外媒对中国态度“回暖”：政府把人的价值凸现出来》，中国网2008年5月27日。

[14]《胡锦涛温家宝玉树抗震前后，举国救援体制凸显中国特色》，《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15]《新防震减灾法5月1日施行，提高学校医院抗震要求》，中国新闻网2009年4月22日。

[16]《中国救灾应急体系初步建立》，《成都日报》2009年5月12日。

[17]《2008年我国因灾死亡88928人》，新华社2009年5月25日

[18]《民政部发布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民政部门户网站2010年6月10日。

[19]康沛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0]程美东主编：《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1949—2005）》（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66页。

[21]康沛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22]程美东主编：《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1949—2005）》（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8页。

[23]引自张业成等：《20世纪中国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时代变化与阶段差异》，《灾害学》2008年第2期。

[24]引自《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民政部门户网站2010年6月10日。

[25]参见张业成等：《20世纪中国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时代变化与阶段差异》，《灾害学》2008年第2期。

[26]参见国家减灾中心灾害信息部：《2008年我国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中国减灾》2009年第1期；另见国家减灾中心灾害信息部：《2009年全国自然灾害损失情况》，《中国减灾》2010年第1期。

[27]《调查称99.2%的大学生满意政府在汶川地震中表现》，《京华时报》2008年7月29日。

[28]《外媒对中国态度“回暖”：政府把人的价值凸现出来》，《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5月27日。

[29]《胡锦涛温家宝玉树抗震前后，举国救援体制凸显中国特色》，《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30]《胡锦涛温家宝玉树抗震前后，举国救援体制凸显中国特色》，《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31]詹奕嘉：《唐山大地震后30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历程》，《世界知识》2006年第14期。

[32]詹奕嘉：《唐山大地震后30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历程》，《世界知识》2006年第14期。

[33]《外交部：汶川地震已接收国外捐款14.90亿》，中国新闻网2008年6月21日。

[34]詹奕嘉：《唐山大地震后30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历程》，《世界知识》2006年第14期。

[35]赵成根：《民主与公共决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36]详见[加]迈克尔·豪利特、[加]M.拉米什著，庞诗等译：《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2—243页。

[37]江行学：《空城计与危机决策》，《决策探索》1996年第2期。

[38]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39]参见贺仲雄、王伟：《决策科学：从最优到满意》，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页。

[40]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41]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42][美]卡尔·帕顿、大卫·沙维奇著，孙兰芝、胡启生等译：《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43]贺仲雄、王伟：《决策科学：从最优到满意》，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88页。

[44]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45]《智利大救援，小国赢得了世界尊敬》，《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15日。(www.xing528.com)

[46]《平禹矿难为何“重蹈覆辙”？》，《新京报》2010年10月17日。

[47]《河南平禹矿难抢险救援基本结束，国务院成立调查组》，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0年10月19日。

[48]康沛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49]《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9日。

[50]《胡锦涛温家宝玉树抗震前后，举国救援体制凸显中国特色》，《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51]参见蒋满元：《社会动员的适度性问题探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

[52]参见蒋满元：《社会动员的适度性问题探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40页。

[54]余靖静、叶锋：《“二元结构”新挑战》，《瞭望》2010年第40、41期。

[55]《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2018年3月5日。

[56]《四川：突发事件强征个人财产合法》，《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14日。

[57]《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注释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58]张志刚等：《重大自然灾害应急动员中的非常措施》，《城市与减灾》2009年第2期。

[59]《四川、甘肃省紧急启动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中国新闻网2008年5月15日。

[60]这里的案例主要以广州迎亚运中的“穿衣戴帽”工程为例。

[61]《“穿衣戴帽”屡遭投诉，行内人爆三大问题》，《羊城晚报》2009年10月15日。

[62]《广州明日百万市民搞卫生，干干净净迎亚运》，《南方都市报》2010年9月29日。

[63]《亚运“穿衣戴帽”工程一拖再拖，市民不满延期》，《南方都市报》2010年3月15日。

[64]《广州亚运“穿衣戴帽”工程旺宅不旺铺》，《广州日报》2010年2月8日。

[65]《迎亚运“扫黄打非”行动在全国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网站2010年9月30日。

[66]《发改委：我国南方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亿》，新浪网2008年4月23日。

[67]《雪灾阻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回家脚步，在第二故乡过春节》，四川在线2008年2月1日。

[68]《抗击雪灾部队出动官兵56.8万人次，车辆3.4万余台次》，《解放军报》2008年2月6日。

[69]《暴风雪来了，中国不仅要救助，更要反思》，中文天下网2008年1月29日。

[70]唐明勇、孙晓晖：《危难与应对：新中国视野下的危机事件与社会动员个案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71]详见田飞龙：《自然灾害、政治动员与国家角色》，《中国减灾》2008年第5期。

[72]《公安部：交警为抗击雪灾出动99万人，已有民警牺牲》，新华网2008年1月30日。

[73]《抗击雪灾部队出动官兵56.8万人次，车辆3.4万余台次》，《解放军报》2008年2月6日。

[74]2010年9月27日，广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10项亚运惠民项目，又称亚运大礼包，内容包括亚运及亚残运期间增加放假三天，30个工作日免费乘车，亚运比赛门票100万张免费派，发感谢信并赠送亚运相关纪念品，15万人免费参加“广州一日游”，15万人免费参观亚运主要场馆，残疾人、低保户等获补贴500元，等等。

[75][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曲》第7页。

[76]参见苗兴壮：《超越无常：突发事件应急静态系统建构》，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77]参见苗兴壮：《超越无常：突发事件应急静态系统建构》，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5页。

[78]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79]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80]刘长敏主编：《危机应对的全球视角——各国危机应对机制与实践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8页。

[81]参见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

[82]参见苗兴壮：《超越无常：突发事件应急静态系统建构》，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121页。

[83]Rosati，Jerel A.“The Politics of U.S.Foreign Policy Revisited”in Rosati，Jerel A.ed.Reading in the Politics of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San Diego：Harcourt Brace&Company 1998，p.603.

[84]杨洁勉等：《国际危机泛化与中美共同应对》，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120页。

[85]美国称之为“胡萝卜加大棒”。

[86]杨洁勉等：《国际危机泛化与中美共同应对》，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87]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页。

[88]杨洁勉等：《国际危机泛化与中美共同应对》，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89][美]戴维·奥斯本、[美]特德·盖特勒著，周敦仁等译：《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90]吴仲飞：《“911”与美国的紧急事件处置》，《人民公安》2001年第11期。

[91]魏岳江、余长福：《美国被国际恐怖主义所困扰》，《当代世界》2001年第10期。

[92]北美地区大停电事件于2003年8月14日下午4时许首先从纽约中心街区爆发，前后持续了近30个小时，影响范围遍及美加两国930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多个大城市，成为有史以来对美加东部影响最大的一次停电事故。与纽约同时遭遇停电危机的还有地处美国东部的底特律、克利夫兰和波士顿等几大城市，以及与这些城市使用同一个供电网络的加拿大渥太华和多伦多，这些地区的陆路交通在停电后顿时陷入瘫痪，地铁、电梯、火车和电车都停止了运行。大停电发生时纽约曼哈顿林立的摩天大楼中有数万人正在上班，35万多人被困在纽约各区的电梯和地铁内，许多人被困在黑暗闷热的电梯里长达19小时，突如其来的停电还迫使多个大型机场临时停止运营。参见宇晨：《纽约如何化解停电危机》，《半月谈》2003年9月10日。

[93]参见李娜：《纽约停电带给大都市的警示》，人民网2003年8月20日。

[94]赵成根主编：《国外大城市危机管理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95]徐富海：《志愿者服务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中国减灾》2004年第10期。

[96]杨恕、续建宜：《美国志愿者运动述评》，《国际论坛》2002年第1期。

[97]陈江宏：《2010年〈慈善蓝皮书〉发布，免税政策引争议》，公益时报网2010年11月3日。

[98]宋云伟：《美国公共健康志愿组织的兴起和作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99]李娜：《纽约停电带给大都市的警示》，人民网2003年8月20日。

[100]唐立红、高帆：《日美德政府自然灾害危机管理经验与启示》，《求索》2010年第2期。

[101]刘长敏主编：《危机应对的全球视角——各国危机应对机制与实践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102]胡洪斌：《风险社会视阈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理论导刊》2010年第2期。

[103]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104]U.S.President George W.Bush，The Assurance of Freedom，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2，2002.

[105]张沱生、[美]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