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动员在灾害应对中的作用与进步

改革开放以前的灾害动员置身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历史条件下，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在灾前信息的预报方面还是在灾后信息的公开发布、传播方面，都显得十分落后，应急式宣传动员在抗灾减灾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因应全球化、信息化和风险社会的时代境遇，改革开放以来的灾害应急动员在信息宣传方面不断发展进步。

1.灾前预报技术不断进步

改革开放以前，受社会经济发展和预报技术水平落后的时代限制，重大自然灾害很难事前预报成功。以1954年江淮大水为例，没有资料显示这次洪灾被准确预知。改革开放以前唯一一次成功预报的自然灾害是1975年海城大地震。然而，这次预报成功虽然取得了重大的减灾成效，但却充满了偶然性因素，几乎难以在以后的地震预报中重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气象技术的显著进步，灾前预报技术有了质的飞跃。1998年长江洪水发生前，气象部门专家已经预测到当年的雨水偏多五成以上。早在当年3月份，气象科技部门就作出了当年长江流域可能发生1954年型特大洪水的预报，为及早部署防汛抗洪争取了时间。入汛以后，又准确地监测、预报了长江8次洪峰。他们科学及时地预测预报的雨情、水情、灾情，为党和政府的抗洪抢险、转移灾民等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进入21世纪，灾害预报的进步已经体现在国家规章制度中。2006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其中第五条第一项即为“灾害预警预报”，规定“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灾害预警预报信息，结合预警地区的自然条件、人口和社会经济背景数据库，进行分析评估，及时对可能受到自然灾害威胁的相关地区和人口数量做出灾情预警”。^[3]2009年6月7日，中国气象局召开汛期气象服务紧急电视电话会议，时任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郑国光表示：“要在第一时间把突发性、灾害性信息向公众发布。”会议强调，各省（区、市）气象局及各直属单位要严格遵守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汛期气象服务规章制度，将责任落实到人，任务分解到岗；凡出现重大气象服务失误的，纪检监察部门要严肃查处，追究有关领导责任。^[4]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目前中国的灾害预报技术还存在诸多不足，不利于自然灾害的应急动员。在2008年南方雪灾中，气象部门没能提前作出预报，原因是我国的气象资源分布不合理，“天气雷达、地面气象站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布设得更多一些，而山区的监测设备少”^[5]。还有一些世界性的技术难题，尤其是地震预报技术，还有相当大的提高空间。

2.灾情传播速率不断提高(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灾害信息的传播速率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准确性，二是时效性。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震发生后第三天，3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播发了新华社关于邢台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第四天，《人民日报》终于报道地震消息，但对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慰问视察，当时却并未公开报道。^[6]有资料显示，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整个京津唐地区都有较大的地震反应，有关部门急切希望了解详细情况。但在震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除周边地区和国家地震局外，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在内的全国各级党政部门以及广大民众都对灾情无法了解。各地报出的地震级数悬殊甚大，而“对于震中位置的确定，却在短时间无法精确确定”，只是粗略地估计在“北京附近”。^[7]而党中央获悉唐山灾情，竟是通过当地一名叫做李玉林的开滦煤矿干部自行驱车远赴北京中南海报信的方式。^[8]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技术极大发展的境遇条件下，灾情传播在准确性和时效性上都有了很大进步。汶川地震后，网络成为灾情的第一个报道者。震后仅18分钟，新华网便发布消息：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烈地震，北京有3.9级震感；稍后又发布快讯，播报国家地震台网重新核定的准确地震时间、方位和震级，并推出专题《地震应急措施》，加强民众防灾抗灾的常识教育。^[9]由于灾情发展和抗震情况处在不断变化状态，信息的及时更新就显得十分必要。震后，国务院新闻办每天召开一次发布会，实时通报地震灾害和抗震救灾情况，截至2008年6月4日共召开22次情况通报会；电视、广播、报刊等各大媒体也及时发布地震灾害的最新报道和最新救援情况；在报道中，网络因其“即时发布，滚动播出”的形式，更好地适应了地震灾害报道的更新要求。在灾害动员中，及时准确的信息传播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使灾区外民众清晰地了解到灾害程度，减少不必要的恐慌、谣言等；另一方面也可传播科学的地震知识，引起广大民众的关注，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一心、合力抗灾的良好氛围，帮助灾区人民尽快渡过难关。而在玉树地震后，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称，中国国家电视台几乎马上就开始大量播放部队与民众——其中有些是僧侣——携手援救受害者的画面。^[10]

3.信息发布不断开放透明

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信息观念是：负面信息发布越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越为不利。因此，当时灾害信息的发布在今天看来非常封闭，大量灾害信息要么虚假报道，要么封锁保密。诸如1970年1月5日，云南省通海县发生死亡15621人的7.8级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报》才发表新华社消息，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笼统说到“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只字不提灾情，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11]又如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在信息发布方面规定不拍照，不报道。死亡24.2万人的数字，直到三年以后才经新华社报道。

改革开放以来，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过去传统的信息观念显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2003年的“非典”事件，最初封锁传播渠道、通报虚假信息的做法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鉴于“非典”中的深刻教训，在汶川地震中，中国在地震灾害的信息发布方面基本做到了开放、透明。震后，中国允许国内外媒体把灾情第一时间呈现给公众。事实证明，允许媒体自由采访和发布有关灾情的信息，对于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抗震救灾，对于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对于稳定灾区民众的情绪和制止谣言传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处理地震灾害报道，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西方媒体第一次惊叹中国媒体的开放性。”不久前仍在歪曲报道西藏事件和奥运圣火境外传递事件的西方媒体，于震后纷纷派出记者前往现场采访报道，其报道的角度多趋向“同情”和“正面”。美国马里兰大学学者戴博（Robert Daly）提到，此次地震在美国确实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的篇幅都“很长很详细”，不少是封面报道，电视媒体也在集中地追踪。他在谈话中尤其提到了信息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中国政府这次在媒体方面的透明度做得非常成功。透明度为什么能做得那么好？首先是尊重了那些死去的中国同胞们，让公众能够了解灾区发展的消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