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深刻影响

伴随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浪潮，中国自身面临的国际政治风险也随之增大，这突出地表现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上。例如，受西方敌对势力的操纵，近年来以“藏独”分子和“疆独”分子为代表的恐怖分裂势力也纷纷出现，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在全球化境遇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深刻影响下，应急处置与动员能力面临失效和瓦解的风险，这突出地表现在其对党的社会整合力的削弱和消解上。中国政府的社会整合力是形塑应急动员的重要基石，通过行之有效的社会整合，将社会上多元、迥异的思想观念捏合成一个统一、协调的价值体系，并由此实现维系执政权威、完成执政任务、巩固执政地位的应急动员目标。在立体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西方敌对势力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社会整合力，由此给应急动员工作带来了困境。这具体表现在：

1.思想整合面临西方多元思潮的挑战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相比，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间社会意识发育、社会思潮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大变局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与新困境。面对困境与挑战，社会上不同的人们，尤其是以思想为职志的知识分子，总会力求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思想判断与价值定位，并找出自己认为科学的解决方案。这样，就形成了多元的社会思潮流派，彼此对峙并展开论争。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思潮伴随全球化的时代境遇被引入国内，使得中国的思想文化格局愈加复杂。这些西方社会思潮的引入在拓展国人视野、带来先进理念的同时，也给执政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国内某些人盲目崇拜、全盘推崇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思想理论，并将其看做是各国都要遵守的“普世价值”，这些新情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党在意识形态整合方面的领导地位亦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另一方面，党在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角色转换之后，必须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我们从思想文化上必须包容一些反映不同利益需要的思想观念。因此，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有效应对西方多元思潮的挑战，就成为改进应急动员工作的一项新的重大课题。

2.体制整合面临西方民主政体的挑战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改革与完善应急动员的根本出路。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深厚、民主基础缺乏的国度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刻不容缓又充满种种风险，既要主动加快，又要稳妥有序。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历经多年发展、已然相对成熟的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民主体制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严峻挑战。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影响下，中国的执政党背负着较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压力，一旦搞得不好，其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将遭受严峻考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组织整合，依据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观点，就是“国家不仅变得太小以至于无法解决大问题，而且也变得太大以至于无法解决小问题。”^[102]经济的全球化对执政集团进行组织整合的决策水平、工作方式提出了全新要求。党的领导班子和官员干部了解党情、国情与世情的任务日趋紧迫和繁重，使其掌握分散参与状态下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脉搏越来越困难。恰如吉登斯所深刻追问的：“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满了焦虑，并被深深的分化所影响。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我们还能够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它们吗？”^[103]如果再不对党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进行相应调整，不去研究和探索在各种新型经济社会组织（“两新组织”）中建立与全球化大势相适应的党组织的问题，应急动员和组织整合的传统优势就极易陷入被动境地。

3.文化整合面临文化同质化的挑战

胡锦涛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政治力量纵横捭阖，围绕国际秩序、综合国力、地缘政治、国际市场、科学技术等的全方位竞争更趋激烈，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104]从国际上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西化”图谋仍然没有改变，随着中国“入世”以及开放力度的加大，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传入中国的渠道和机会随之增多，跨文化领域里有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民族国家本土化的风俗习惯及其执政集团因地制宜的治理理念都将在一种全新的、更宽广的眼光与视角下接受审视，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所言：“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先前时代的‘帝国主义权势核心’）亦不能幸免于此。”^[105]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通过文化整合进行应急动员必定会遭遇严峻考验。

4.信息整合面临全球信息传播的挑战

当前“全球化的实质是在信息技术全球化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和社会全球化”^[106]，面对当下的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时代，资讯的传播与互动已经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和更多的领域内。一方面，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传播的时代，并在信息扩散方面呈现出大时空、多样化、快速度和高效率等特点。另一方面，世界的舆论话语权仍然由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他们中的敌对势力时刻在用“放大镜”搜集着中国的不满情绪。这就对党的信息整合和舆论动员带来了严峻挑战。在当前的全球传播时代，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信息霸主”地位，要维系一个信息封闭的体系，其代价是极其高昂的，也是有很大的风险的。而全球传播时代的信息整合，其难点就在于处理好新闻出版自由、信息自由流通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在一些全球性生态危机和卫生事件的应对中，需要执政党和主流媒体无条件地践行对外开放和舆论透明的原则。中国在唐山大地震和应对“非典”初期对外舆论封闭的教训，以及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中对外信息开放的经验，就十分值得吸取和总结。但信息公开与透明的原则却并非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突发性应急事件，在民族骚乱事件中，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涉，应通过一定的非常措施来禁止煽动民族仇恨的言论以及出版物，这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多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国家里，……散布仇恨言论，如同在一个挤满了观众的电影院里大声呼喊‘失火了’那样，直接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严重危害民族团结和和睦”^[107]。

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影响下，“我们所体验到的那种无能为力并不是个人失败的标志，而是反映出我们的制度无能为力。我们需要重构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些制度，或者建立全新的制度。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08]对于出路，胡锦涛指出：“我们党要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掌握主动，领导人民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就要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能力，提高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更好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09]。

【注释】

[1][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吴英姿、孙淑敏译：《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郭文亮、杨菲蓉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导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周红云译：《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4]郭文亮、杨菲蓉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导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5]杨立英、曾盛聪：《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6]参见李丹：《全球危机治理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与作用》，《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7]陈向阳：《全球天灾频发的战略影响》，《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4月26日。

[8]《世界关注全球灾害预警系统》，《中国环境报》2005年1月21日。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10][美]曼纽尔·卡斯特尔著，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

[11]刘挺：《网络社会的风险控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2]李君如：《推进党建信息化的三个问题》，《中国信息界》2006年第23期。

[13][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14][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15]章国锋：《“全球风险社会”：困境与出路——贝克的“世界主义”构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

[16][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张世鹏译：《世界风险社会：失语状态下的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17][德]乌尔里希·贝克，张世鹏译：《世界风险社会：失语状态下的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18][德]乌尔里希·贝克，张世鹏译：《世界风险社会：失语状态下的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19]袁方等：《社会学家的眼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8页。

[20]这个案例的基本事实转引自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学系彭建威的毕业论文《“政府+市场”动员与农村市场化经营》（未刊稿）。

[21]“总体性社会”、“后总体性社会”的说法详见社会学家孙立平的相关著作（诸如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总体性社会”的概念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提出的（见Tsou，Tang.“Revolution，and Crisis China：a Framework for Analysis”in Ho，Ping-ti&Tsou，Tang.eds.China in Crisis V1 Book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pp.277-364），孙立平在分析中国改革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借用了这一概念，但其与邹谠教授的用法不完全相同。

[22]参见田毅鹏、吕方：《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3][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24]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25]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26]张云昊：《转型风险社会的特点及风险控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7]《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今天在京隆重举行》，《人民日报》1998年9月28日。

[28]《国务院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温家宝任总指挥》，中国新闻网2008年5月12日。

[29]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9月29日。

[30]唐明勇、孙晓晖：《危难与应对：新中国视野下的危机事件与社会动员个案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169页。

[31]程美东主编：《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1949—2005）》（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16—617页。

[32]陈向阳：《全球天灾频发的战略影响》，《瞭望》2010年第17期。

[33]唐明勇、孙晓晖：《危难与应对：新中国视野下的危机事件与社会动员个案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87—88页。

[34]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9月29日。

[35]《抗击雪灾部队出动官兵56.8万人次，车辆3.4万余台次》，《解放军报》2008年2月6日。

[36]《抗震救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人民日报》2010年4月25日。

[37]《汶川地震后谣言传播现象探析》，人民网2009年2月24日。

[38]《中国多地谣传将地震，各地地震局辟谣定人心》，人民网2010年4月16日。

[39]《李克强强调：依靠科学，公开透明地做好防控工作》，新华网2009年5月4日。

[40]参见《胡锦涛温家宝玉树抗震前后，举国救援体制凸显中国特色》，《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41]《玉树地震灾区：对外媒采访报道不设任何限制》，新华网2010年4月17日。

[42]程美东主编：《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1949—2005）》（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2页。

[43]王冬芳：《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制：公共危机的应对之道》，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44]《保八完美收官，我们信心倍增》，《人民日报》2010年1月22日。

[45]陈思：《社会动员机制在处理重大事务中的功能》，《南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2期。

[46]汤应武：《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514页。

[47]《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48]《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

[49]王冬芳：《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制：公共危机的应对之道》，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50]汤应武：《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515页。(www.xing528.com)

[51]“横向到边”是指应急管理体系包含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种类型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覆盖公共安全的各个领域；“纵向到底”则是指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市、县和基层的应急管理体系。

[52]《胡锦涛温家宝玉树抗震前后，举国救援体制凸显中国特色》，《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53]章友德、周松青：《资源动员与网络中的民间救助》，《社会》2007年第3期。

[54]王俊秀：《灾难将平民慈善推向高潮》，《中国减灾》2008年第6期。

[55]《汶川地震接收国内外捐款659亿》，《法制晚报》2009年5月12日。

[56]《中组部：86亿抗震救灾特殊党费已下拨灾区》，新华网2009年5月9日。

[57]《玉树已接受捐赠52.07亿元》，人民网2010年5月16日。

[58]《玉树捐赠资金使用将尊重捐款方意愿》，新华网2010年4月22日。

[59]《甘肃省民政厅已累计接收舟曲救灾捐赠资金1.06亿元》，新华网2010年8月15日。

[60]《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广大党员中积极开展向舟曲泥石流灾区送温暖献爱心捐助活动》，《人民日报》2010年8月21日。

[61]《中组部：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799.5万名》，中国新闻网2010年6月28日。

[62]林尚立等：《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6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64]《温家宝强调抗震救灾必须举全国之力》，《解放军报》2008年5月17日。

[65]参见《胡锦涛温家宝玉树抗震前后，举国救援体制凸显中国特色》，《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66]表格是笔者根据2008年6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的通知》制作。

[67]《援建单位和青海省签署玉树灾后重建对口援建协议》，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0年6月21日。

[68]费爱华：《新形势下的社会动员模式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69]一种分类方法从应对主体的态度角度将危机划分为“一致性危机”（Consensus Types of Crises）和“分歧性危机”（Dissensus Types of Crises）两类，前者是指公共危机中的各个相关者具有共同利益要求，如自然灾害、大型灾难事故等，后者则是指危机状态中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利益博弈主体，如战争、革命和重大群体性事件等。

[70]转引自孙玉红等编著：《直面危机：世界经典案例剖析》，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71]胡百精主编：《中国危机管理报告（2008—200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72]《汶川地震后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温家宝正赶赴灾区》，人民网2008年5月12日。

[73]吴瑛：《中国总理的亲民形象感染世界——抗震救灾期间国外媒体上的温家宝》，《新闻记者》2008年第6期。

[74]《胡锦涛获悉玉树严重地震发生之后：同人民在一起》，新华网2010年4月16日。

[75]参见《胡锦涛温家宝玉树抗震前后，举国救援体制凸显中国特色》，《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76][美]约翰·N.得勒巴克、[美]约翰·V.C.奈编，张宇燕等译：《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77]《8成地震捐款或流入政府？民政部回应称捐款进国库》，中国新闻网2009年8月13日。

[78]王冬芳：《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制：公共危机的应对之道》，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79]《从汶川到玉树：中国民间志愿者在成长》，新华网2010年4月25日。

[80]《最牛志愿者仍坚守北川，称要留到不需要自己为止》，《环球时报》2010年5月10日。

[81]郭巍青：《NGO的三重功能——以地震救援经验为基础的分析》，《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7期。

[82]《汶川地震：NGO的生长与艰难突破——来自四川灾区的调查》，《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6月4日。

[83]参见《胡锦涛温家宝玉树抗震前后，举国救援体制凸显中国特色》，《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84]转引自蔡放波：《政府社会管理中与NGO合作问题刍议——汶川大地震中非政府组织的实证研究》，载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8年年会论文集。

[85]《央企社会责任应与其性质相匹配》，《中国青年报》2010年9月29日。

[86]详见[加]迈克尔·豪利特、[加]M.拉米什著，庞诗等译：《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4页。

[87]参见王冬芳：《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制：公共危机的应对之道》，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88][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89]参见龙太江：《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2期。

[90]《胡锦涛温家宝玉树抗震前后，举国救援体制凸显中国特色》，《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91][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92]丛亚平、李长久：《世行称中国1%家庭掌握41.1%财富，两极分化严重》，《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22日。

[93]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8页。

[94]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截至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6.6%，且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在几年之内城市化率就将过半。但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旧有的二元结构尚未完全打破，城乡之间由于户籍等因素形成的藩篱长久存在，新的二元结构正在凸显——大量城市外来务工者并未融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也还没有充分感受到城市化带来的积极成果。有学者将这一群体称为“准城市人口”，并估计其人数在两亿人以上。详见《中国城市化率即将过半，“二元结构”新挑战如何破除》，《瞭望》2010年10月9日。

[95]参见蒋晓丽、胡登全：《风险社会与媒介表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96]《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2018年3月5日。

[97]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

[98]叶春涛：《网络社会视域下党的执政能力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中州学刊》2009年第2期。

[99]（现实世界中的）群体性事件是指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游行、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认定群体性事件，一般认为具有四个方面的辨识标准：其一，5人以上，有关部门统计群体性事件首先以人数确定，例如信访条例明文规定，5个人以上视为“事件”；第二，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指向；第三，程序上缺乏法定依据；第四，影响秩序，特别是财产安全秩序、管制秩序。

[100]汪建昌：《网络群体性事件：舆论生成与政府决策》，《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

[101]吴家庆：《论执政党公信力：内涵、功能与实现途径》，《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

[102][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周红云译：《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10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周红云译：《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104]胡锦涛：《努力开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局面》，《求是》2010年第1期。

[105][英]汤林森著，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106]傅守祥：《全球化挑战下的中西会通：普遍交往时代的文化对话与整合》，《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4期。

[107]李希光、周庆安主编：《软力量与全球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108][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周红云译：《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09]胡锦涛：《努力开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局面》，《求是》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