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时代下的新挑战

在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中，危机的表现形态主要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从社会动员的视角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是网络舆论动员的效应。因此，来自网络信息时代的全新挑战表现在：伴随网络舆情的扩散带来政治不信任的产生，由此影响到中国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

1.网络信息时代的影响

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个百分点。^[96]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不断发展和普及，带来了传播方式和媒体格局深刻变化的同时，对公众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参与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网络不再仅仅是一个方便学习与生活的简单工具和传播符号，也日益成为众多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新兴平台。

胡锦涛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97]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对人类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对应急动员工作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网络信息传递突破了时空限制，以一种更为直接的信息传递方式挑战着党的舆论控制能力和传统的层级管理体制；其二，网络政治的民主化趋势日渐明显，极易导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在网络空间散播；其三，网络的多元选择引起价值迷失、网络依赖引起网络沉迷现象，导致“政治疏懒”乃至政治冷漠，不利于网络民主的发展；其四，网络政治参与的“失范”现象诸如非理性参与盛行、非制度化现象严重等问题，对党的执政能力和应急动员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其五，网络弱化了个体对组织的依附性，使得过去依靠组织权威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传统优势不复存在^[98]，由此增大了党整合社会思想和凝聚人心的难度。

2.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兴起

通过互联网，有较多网民参与讨论、造成较大社会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现实层面的聚集性事件即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对这一类发生在虚拟空间的社会性事件，虽然迄今为止官方和学界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辨识标准，但由于其生发根源的现实性，网络群体性事件究其实质而言是现实世界中的群体性事件在虚拟网络中的反射和映照。^[99](www.xing528.com)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整个过程伴随着网民群体的共同参与，是一个网络议题不断被“炒作”和放大化、并最终扩散至现实层面的动态过程。其社会动员的基本过程是：公共舆论议题的制造——公共舆论场域的搭建——意见领袖的出现——问题由虚拟空间向现实空间扩散——群体性事件生成。首先，网民在一些共同话题上相遇是公共舆论产生的前提条件，这些被制造的话题五花八门、难叙其尽。但不可否认，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极容易成为网络热点新闻炒作的焦点。在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公众对于公权力如何参与社会利益的调整非常敏感，网络群体性事件大多是“涉腐”“涉富”“涉权”这三类事件。其次，当公共议题被制造后，围绕这一议题的讨论和意见便会产生，通过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和个人空间等场域，以发帖、跟帖、回帖、灌水、加精和置顶等各种方式，形成对焦点问题的“围观”并推动这一议题不断升温，各种不同的意见讨论形塑了公共舆论场的搭建。再次，在公共舆论的舞台上，利益相关者、当事人、相关部门负责人、围观者、资深网民、专家学者等各种身份的群体开始“粉墨登场”。经过激烈的意见交流与碰撞，一些能够揭示有关话题真相或具有某种程度说服力的意见会得到很多网民的认可，主流意见开始酝酿。在一些有组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中，通常会有特定的意见领袖存在，意见领袖通过发布内幕或细节，引导网络舆论的走向。在一些无组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不特定的网络事件参与者会在不同阶段成为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通过对公布了的事件真相和细节的分析，起到了对广大网民的舆论动员作用。^[100]最后，在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网络舆论动员的效应不断扩散，整合起来的传播资源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引起各方的关注，这其中包括传统媒体、党政部门和其他非网民的社会公众。在各方不断的互动推进下，社会动员的资源整合效应最大化，具备危机形态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

3.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对执政公信力的影响及其后果

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影响了中国政府的执政公信力。一方面，一些群体由于现实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过网络揭露公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问题，很多“网络反腐”事件得以证实后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当，造成了恶劣的舆论影响，也破坏了党的执政公信力。执政公信力不断流失的后果是损耗了党的社会整合资源，造成了党的社会动员能力不断下降，这恰恰是来自网络信息时代的全新挑战所在。与一般的信任关系“一对一”的特点不同，“公信”往往是指“多对一”的信任关系。本书所讲的执政公信力，与政治信任有关，既是指执政者“在执政过程中通过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塑造民众的信心并兑现承诺而赢得民众信任的能力”^[101]，也是指民众基于理性思考、实践感知和心理预期等对于执政者行为的信任程度。执政公信力是执政者执政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重要精神资源，它既是一种价值认同，也是一种责任期待，同时又是一个历史的，不断调整、修复和发展的动态过程。

从社会动员的视角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主要是一系列网络动员和网络舆论效应的产物。在互联网上，一个普通人即可做到“一呼百应”，网络舆论因其自身特点而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效应。由此可见，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一般模式是：个人问题社会化、社会矛盾网络化、网络舆论扩大化、舆情蔓延危机化。比较有代表性的网络群体性个案，例如南京天价烟事件、湖北邓玉娇案、云南“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郑州逯军事件、东海拆迁自焚事件、广西“香艳日记”事件、辽宁“千人下跪”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乐清村主任之死”事件等都基本符合这一生成模式。网络群体性事件带来重大的社会影响，在网络舆情的不断扩散中，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被置于网络的“聚光灯”下，加上在很多事件中一些党政部门的应对决策和措施不力、处理态度和方式不妥等因素，极易遭到公众的舆论质疑和批判，从而引发针对相关党政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的不信任。在轰动全国的2009年杭州飙车案中，原本事件的焦点集中在关涉贫富分化的“富二代”问题上，但杭州交警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提出当时的车速在70码（“码”即为“公里/小时”），由此引爆本已激愤的网络舆论，事件的焦点从此转向对公权力的立场质疑，“70码”（与“欺实马”谐音）一度成为讥讽有关部门公信力的网络意象。甚至在肇事者被判刑拘后，本属子虚乌有的富家子弟替身问题又一度成为争议焦点，再次体现了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极度不信任。另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是“协警救人”的照片被误读事件。2004年3月，昆明一女子在企图自杀时被消防员救下，当地有媒体记者拍下三名协警将女子带走的照片发在网上，该照片从此在网络上以惊人的速度疯传，并且“协警救人”渐渐被误读为“城管抓小姐”“协警抓小姐”，甚至有知名艺术家还依据此照片创作了一件引起轰动的艺术雕塑。在照片传播的6年期间，被拍下来的协警粗暴动作成为网民们恶搞和抨击的焦点，而在这一期间，尽管拍摄记者和相关媒体都不断地站出来澄清，却始终无法阻挡谣言的流传。谣言虽为杜撰，照片虽被误读，但社会生态却并未被误读，且从中折射出一种带有普遍性趋势的危险社会情绪，即公众对有些党政部门的观感已经上升到信任危机层面。

需要深刻反思的是，几乎每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都伴随着网络民众对当地执政集团的极度不信任。经过一个又一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炒作”，执政公信力在不断地大量流失于无形。作为一种结构不良的政治不信任，执政公信力的大量流失暴露出了执政者自身的各种沉疴弊病（有的是一些体制性的），其显性的政治后果可以预见：影响决策效果、损害执政形象、造成社会心理不稳甚至危及党和国家政权的巩固。与此同时，其隐形的政治后果同样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从社会动员的视角分析，执政公信力是一种执政合法性资源，它的不断流失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自民主革命时期以来便形成的传统优势——强大的应急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也使得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难以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