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方位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是一种风险社会。而风险社会与阶级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的形式标示着一个社会时代”[91]。中国的社会转型由于现代风险社会的嵌入呈现出以下特征：跨越的“压缩饼干”式双重转型、“晚发外生”型社会转型以及政府主导的社会转型。由改革所引发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主要有：
1.贫富悬殊及其导致的利益冲突
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中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更是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另外，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92]，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贫富差距悬殊不仅造成内需和消费不振，带来经济风险，还会造成广大民众的严重不满，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2.失业问题严重引发社会动荡
据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保守估算，目前中国的城镇失业率为7.5%，失业人口为1500万人。世界银行对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四大城市的计算表明，失业率为11%～12%。与此同时，据保守估算，目前农村地区过剩劳动人口总量达1.5亿之多。[93]如何为这些城乡剩余劳动力安排出路，将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重建和市场转型。再加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面临的“二元结构”挑战以及企业自身实施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等措施的影响，其间又会带来大量“准城市人口”[94]和新的失业人口。就业乃民生之本，失业问题不断严重必然引发社会动荡，而失业及再就业带来的不稳定风险不可忽视。如果就业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大量失业人口就难以成为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可靠基础。(www.xing528.com)
3.执政公信力下降引发干群关系紧张
由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当今中国还存在着种种体制性弊病。在政治领域，党的领导弱化导致一些地方政府执政公信力下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贪污腐败行为导致执政形象和权威受损。在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政企不分的沉疴痹症仍在损害着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则。在社会领域，一些道德失范性现象出现，诸如偷税漏税、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公德缺失等不良作风，对社会风气和秩序破坏极大。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累积的种种风险性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转型中国的社会矛盾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前些年群体性事件保持高发态势即是佐证。这实质上表明新时期应急动员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伴随剧烈的社会转型以及国内外各种思潮带来的冲击，当今中国之所以会爆发很多社会风险事件，正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自身权威不足，干群矛盾多发，导致部分公众难以认同。正如2009年《社会蓝皮书》调查表明：公众对当地政府工作的整体满意率仅为59.75%，贫富矛盾和干群矛盾是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主要形式。2009年8月4日的《中国日报》报道：根据调查，5个最值得信任的群体是农民、宗教工作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91%以上回答调查问题者承认，他们对政府公布的数据半信半疑。[95]权威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怀疑主流媒体的舆论动员，这在近几年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中显而易见。诸如2008年贵州瓮安发生的“6·28”事件，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竟最终演变成震惊全国的打砸事件。这从根本上反映出很多民众对当地党政部门的信任度极低，其执政权威在面临突发性事件考验时脆弱不堪。在家属质疑李树芬死因时出现“一呼百应”、群起攻击县政府的失控场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干群矛盾多发的现实使得国家社会动员力面临被瓦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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