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799.5万名；拥有基层组织379.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8.3万个，总支部23.5万个，支部337.4万个。[61]依托于数量众多的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拥有丰厚的组织系统优势。在社会转型期，党的庞大的组织网络，不仅在协调社会利益、吸纳社会问题以及稳定社会关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62]，而且是保持社会风险控制、保证应急动员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
1.统筹协调优势：“全国一盘棋”的格局
以市场经济体制和后总体性社会为重要特征的社会转型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掌握着包括公共权力、人民军队、主流媒体、关键信息和人才智囊等在内的稀缺性资源，且拥有以往应对突发性危机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党的组织系统优势突出地表现在“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协调优势。当面临各种重大危机威胁时，全国各地、各部门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面安排、合理布局、互相协作、顾全大体，最终形成一股应急处置的强大合力，为应急动员提供充足的组织资源。对此，邓小平在《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63]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统筹协调的组织动员优势尤其表现在危机发生后的应对过程中。举例说明，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亲自担任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的温家宝总理在一次指挥部会议上表示：“抗震救灾工作是关系全国、关系全局的大事，必须举全国之力，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必须“发扬军民团结、干群团结、党群团结的优势，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救援体系。”[64]可以说，这种救援体系充分地发挥了统筹兼顾、协调统一的体制优势，从根本上体现出“全国一盘棋”的格局。这是因为，救援工作的每一个步骤、举措和环节，都集中围绕着抗震救灾这一个主题展开，诸如救人、赈灾、护理、医疗、防疫、稳定、治安、运输、吃饭、供水、住房、生活、心理、重建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全面提上日程，由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各级政府逐一落实。
而同样的做法，几乎在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后得以复制。玉树地震发生后，平时的国务院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迅即切换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各部、委、办、局相应进入指挥部下辖的抢救救灾、群众生活、卫生防疫、基础设施保障和生产恢复、地震监测、社会治安、宣传、综合等八个工作组，同时运转。24小时值班制、流程上特事特办、组织纪律的考核标准重构，这些从上到下的官方特殊临战体制所动员起来的巨大能量，瞬间涌向灾区。在两个小时之内，国家地震局在启动救灾响应的同时，也宣布启动区域联动机制，新疆、甘肃等专业救援队在第一时间赶赴玉树。[65](www.xing528.com)
2.对口支援优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应急动员的组织系统优势还表现在危机结束后的恢复重建过程中。在汶川地震后的重建过程中，主要依托于“举国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对口支援机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全面掌管灾区资金投入的方方面面，这里面也包括灾后公共设施、过渡安置房等工程的建设工作。如表3.1所示，党和国家在汶川地震后的恢复重建过程中，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依据支援方经济能力和受援方灾情程度，合理配置力量，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从表中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损失严重的极重灾区往往由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省份或直辖市进行援建，中部地区以及经济欠发达省份承担的援建任务相对较轻，西部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自治区则没有援建任务。
表3.1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安排方案[66]
面对转型期频繁发生的突发性危机事件，这种社会主义特色的对口支援机制不断加以规范化，并逐步成为重大地方性危机发生后的常态恢复机制。如2010年玉树地震后的恢复重建仍然“主要采取对口援建的方式”，在中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的基础上，国家组织北京市、辽宁省、中央有关企业以及受灾省内部和周边地区力量承担施工建设任务，军队和武警部队参加部分项目援建、承担部分运输任务。[67]综合分析来看，即使是这种对口援建政策，从其本质上来讲仍属于执政集团内部的职能再分配，而不涉及到执政集团的职能转变问题；但它从注重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层面有效地减轻了中央政府的动员压力，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组织系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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