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的优势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

当前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共同构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国有经济的强大控制力，从经济基础方面决定了处于国家上层建筑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能够依靠自身的执政地位，在突发性危机事件发生后有效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和力量。

1.资源整合优势：集中力量抗大灾

在以市场经济体制和后总体性社会为重要特征的当今转型期，随着市场经济利益、政治参与主体以及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化格局的逐步形成，原先“铁板一块”的行政资源、物质资源、社会资源日趋分离已经逐步成为现实，这就使得以党中央、国务院为最高决策组织的领导集体在应对危机事件过程中的强大经济基础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虽然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型”动员已经成为过去。但在社会转型期，党和国家的政治系统对于经济系统仍然具有强大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在应对一些重大公共危机时，一旦政治系统被充分地动员起来，整个国家的经济系统往往会天然地被纳入政治轨道。

在当前的举国应急体制下，强大的经济基础往往具有其独特优势。在应对重大危机的过程中，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动员和力量协调通过非市场的行政方式来调度，通常具有强力高效的资源整合优势。在2010年1月北京大学光华新年论坛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透露他曾经跟美国一些领导交流意见时自豪地表示：“（有些事）你们美国人做不到，美国总统能动用的就是军队，中国除了军队以外还有我们中央企业。在地震灾害当中，第一个救灾队伍来自中央企业”。^[52]事实上，“国”字号中央企业无论在汶川抗震救灾还是在玉树抗震救灾中都有过突出表现和无私担当。

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里的“办大事”，理所当然地包括应对一些重大的危机事件。举例说明，2003年的“非典”疫情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举国恐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震动，也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一种急性传染病进行全民大动员、举国大围歼、社会大隔离的重大行动。可以说，这次疫情是对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重大检验。从一定意义上讲，抗击“非典”斗争的胜利正是党和国家在有效整合各方面经济资源的基础上，全社会高效运转的胜利。在党和政府的强力领导下，全国各地的物质资源、人才资源和社会资源都迅速得以集结，其动员起来的强大合力为“抗非”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迅速成立医药用品协调办公室、生活必需品协调办公室等，形成中央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畅通、反应灵敏的物资调配网，并在35个大中城市建立应急机制，对350个市场昼夜监控。各地紧急调整有关企业的产品结构，确保防治物资供应。北京小汤山只用7天7夜就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传染病医院，4天之内，设备安装调试任务完成；5个昼夜的时间，1200多名医护人员就从各地汇聚北京；6天之内，价值9000万元的药品、器材采购完成。在“抗非”斗争中，还涌现出了以钟南山院士为领军人物的先进医学科技专家和优秀智囊团，他们做出的具有重大突破性价值的深入研究和成熟有效的专业指导，为最终战胜疫情奠定了科学基础。(www.xing528.com)

2.资金募集优势：慈善捐赠聚民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经济基础是应急处置与动员的坚实保障。与此同时，诉诸科学深入的应急动员，还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有效地募集社会各方面的财富和民间资本，由此形成的巨大物质优势确保了应急处置的成功实现。麦卡锡（McCarthy）和扎尔德（Zald）认为，传统社会运动的资源主要产生于社会运动的内部，而现代社会的资源则主要来自外部的各类捐款和基金。^[53]作为物质资源的重要表现形式，社会捐助和慈善事业的状况不仅是衡量现代公民社会成熟程度的重要参照，而且是党和国家立足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发挥资金募集优势的真实写照。

1998年抗洪期间，各地向灾区先后派出13万人次医务人员。全国各地民众积极地捐款救灾，截至当年9月7日共收到各界捐款超过18亿元。2008年南方雪灾发生后，社会各界积极、主动、自发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捐赠活动。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社会各界针对此次灾害的捐赠款物总额达22.75亿元人民币，其中来自平民（包括公务员、军人、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其他民众）的捐赠总额为4.21亿元，占捐赠总额的18.5%，占国内捐赠额的27.3%。2008年汶川地震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灾难发生以后，全国人民爱的热流汹涌而至。有报道形容，这次灾难“将中国的平民慈善推向高潮”^[54]。这次灾难让中华民族再次紧密团结起来。从偶像明星到普通民众，从事业单位到民营工厂，从大型国企到跨国公司，人们纷纷慷慨解囊，感人事迹不胜枚举：有人捐赠5000万元不愿透露姓名；有乞讨老人把讨来的零钱换成整钱捐了105元；还有许多人自发地从全国各地赶往灾区做志愿者；认领孤儿的热线电话也被打爆……国内外各界的捐款数字不断刷新，截至2009年4月30日，全国共接收国内外捐款659.96亿元，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107.16亿元。^[55]同时，中央组织部在全国组织系统开展了党员自愿交纳“特殊党费”支援抗震救灾活动，全国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响应，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97.3亿元。^[56]

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相继发生后，在各级党政部门的积极动员下，举国再现“全民慈善”高潮。根据民政部统计，截至当年5月14日12时，全国共接收青海玉树地震救灾捐赠款物52.07亿元（捐款45.2亿元，物资折款6.87亿元）。^[57]从汶川到玉树，中国对救灾捐赠资金的管理使用更加进步，这突出表现在：对“有明确使用意向的捐赠资金，要充分尊重捐赠人意愿优先安排使用”。^[58]在甘肃舟曲泥石流发生后，据民政部救灾司方面的消息，截至当年8月15日，甘肃省民政厅已累计接收救灾捐赠资金1.06亿元，物资折价2035.6万元。^[59]而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当年8月21日，在胡锦涛、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下，仅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就已捐款2亿多元。^[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