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变迁与应急动员能力的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时代条件的剧烈变迁，应急动员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迁。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一方面，国家的经济体制由原来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另一方面，“国家—社会”关系由原来的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变。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中国逐渐步入高风险社会。

1.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由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全能型”执政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服务型”执政党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摈弃了不断进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动员做法，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党领导全国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与此同时，党还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形势和时代任务，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了广泛动员。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起点。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逐渐“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19]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完成，国家不断释放原先垄断的大量稀有资源以及占据的全部社会空间，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和非政府组织得以占据了这些被释放出来的诸多资源和空间，也因此分享了原先由党和政府垄断着的动员资格。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动员能力趋于弱化是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举例说明，湖北省武汉市郊区一个名为彭村的农村，在2003年和2006年先后遭遇两次从事市场化经营的机会，基层党政组织两次都希冀通过社会动员说服农民进行市场化经营。在第一次种植白杨苗圃的社会动员中，由基层政府同市场投资商联合进行，取得了动员农民种植苗圃的最终成功；但第二次在种植芦笋的社会动员中，由于动员主体由基层政府独自担任，社会动员最终以失败告终。^[20]这一案例表明过去单纯由国家（或党委）赋权的动员模式已经不再行之有效，作为动员对象的民众已经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动员主体，寻求以市场为代表的新的社会力量的帮衬以构建双重抑或多重动员主体成为社会动员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社会动员已不再是党和政府的专利。动员能否切实有效地开展并达成目标，已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动员多样化主体的培育和认同程度。

2.由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变^[21]

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社会”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是一种典型的“总体性社会”，其特点是单位社会和一元社会。通过化身“单位”这种外延组织，国家实现了对社会资源以及社会成员的全面控制，广大民众一方面由于依存于国家对资源的控制而无条件地依附于“集体”，另一方面由于计划体制的原因没有也不敢有自己特殊的个人利益。这使得社会动员的行为主体与行为客体在利益结构上高度同质，行为客体的角色在事实上失去了主体性。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权力高度集中，国家过分强大到全面掌控社会的地步，社会分化程度很低，社会成员高度依附于国家。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和国家各项动员工作得以成功开展的先决条件所在。(www.xing528.com)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事实上开启了总体性社会整体化板块的破碎过程。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的逐步瓦解，部分流动资源从国家的全面垄断中游离出来转化为自由流动资源，它们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新生发出来的自由活动空间产生互动，使得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与社会动员的自主参与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社会对国家、市场对政府以及个体对组织的直接依附程度逐步降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组织和个体开始相互分离，打破了总体性社会的一元化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后总体性社会”是转型期特有的一种过渡性社会，随着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依附关系逐渐松动，“国家—社会”的固有结构逐渐松动，二者作用的张力培育出对社会动员的外在推动力。随着单位社会的逐步瓦解，广大社会成员开始摆脱对国家资源的依附地位，高度统一化的一元社会也开始向多元社会转变。作为动员客体的广大民众，也开始真正拥有不同于过去国家与单位等“集体”组织的利益诉求。他们不再只是发出无条件服从的一种声音，而是有了支持、响应、冷漠甚至反对的多种声音。这种选择权利的获得使得动员客体的角色得以澄清并真正确立，而这是伴随整个社会环境的根本性变化实现的。与此同时，转型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宏观联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动，即由“国家—单位—个人”的控制体系向“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的协同参与模式转变，单位社会的终结本身便蕴含着种种社会潜在风险，并导致中国社会出现原子化动向和公共精神生活的衰落。^[22]

3.由低风险向高风险社会转变

在世界风险社会的境遇中，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伴随当代中国历史的巨大变迁、社会的深刻转型、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风险社会”的指称甚至已经不能最为准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已经步入高风险社会。这主要是因为，“风险社会”的理论源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察，是指一种新的现代性（或曰“第二现代性”），这种新现代性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自我反思（即“自反性现代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当前还处于“第一现代”的工业现代化阶段，现时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在整体上实现现代化，获得现代性，所以“财富—分配”依然是现阶段中国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为获得现代性所引发的问题和现代性所导致的问题已经纠结在一起，出现了贝克所说的情形——“‘财富—分配’社会的社会问题和冲突开始和‘风险—分配’社会的相应因素结合起来。”^[23]

“由于具有第一和第二现代化的共时性，中国的风险问题展现出比西方社会更大的复杂性。风险冲突的矛盾性在于：在中国，风险可以推动理性化和制度转型。例如，非典、宠物食物、牙膏和牛奶危机业已使中国政府和公司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同时也增加了信息系统的透明度。然而，风险也消解了工业化和第一现代化的基础”^[24]。中国的这种“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zation）恰恰是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区别所在。由于这种现代化既加强了风险的生产，又没有给制度化的管理预留充分的时间，因而高风险社会的指称更适用于中国社会。就连贝克都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25]。

中国高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一，风险多元化与复杂化，并呈现明显的复合性特征。现实国情表明，中国既存在贝克所划分的历史阶段性风险，即前工业社会的风险（自然风险）、工业社会的风险（保险风险）、后工业社会（风险社会）的风险，也包括吉登斯划分的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三种历史阶段性风险与两种社会形态性风险同时并存的复合性特征，使得中国社会的风险表现得更为复杂和不确定。二，转型社会风险加剧，并内生出一种特殊的结构性风险。由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尺缩钟慢”式的时空高度压缩的双重转型，既是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因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特有的转型风险，而且与此同时内生出一种转型社会所独有的、主要伴随着社会结构形态的转换所引发的结构性风险。三，制度性风险更为突出，并造成社会问题“井喷”式出现的后果。中国的制度性风险主要表现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和“定义关系”带来的风险。由于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由政府主导，在逻辑上使得政府成为转型过程中各种关系再定义的主体。而政府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在当前转型期规制不完善和监控无力的格局下极易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实中频频出现的矿难瞒报、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前监管职能缺失等行政作为即是例证。^[26]这必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在中国当前的时空结构下“井喷”式地出现，既有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引发的城乡差别、收入悬殊、分配不均以及工伤事故等问题，也有生态恶化、信息封锁、真相隐匿等人为性灾难以及卫生疫情、恐怖事件、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