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动员面临的时代条件变迁与全球化的趋势

“随着两极世界的消退，我们正在从一个敌对的世界向一个危机和风险的世界迈进”^[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由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的加快，全球化时代已然来临，“全球化”已经成为最能够描述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宏观生存环境的时代性词语。在全球化的时代境遇下，一方面，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全局性的战争危机在短期内没有了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伴随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显现。应急动员面临着一系列全新的时代条件。

1.全球化时代的步入

一般意义上讲的全球化时代是指二战结束至今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其推动力是先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以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航天空间技术等为主导的第三次新科技革命。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因特网将人类社会连为一体，人类由此迎来了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高潮。全球化的时代，采用一般的提法，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时期，即经济全球化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也包含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2]由于中国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所以全球化时代对中国而言真正开始于社会转型期，这也意味着应急动员的时代条件由相互封闭、半封闭的时代向“地球村”的全球化时代变迁。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转型，其典型特征是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发展，整个世界越来越融合成为一个“地球村”。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是一系列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且这些过程是以一种矛盾的或者相反的方式运作的。”^[3]具体而言，“全球化”是指以经济全球化为主体，伴随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层面全球化内容的历史过程。^[4]事实上，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90年代得到认同。1985年，提奥多·拉维特在《市场全球化》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全球化”概念，这一概念的原意是指经济的全球化。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前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S.Ostry）用“生产要素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实现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5]的描述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范围的扩展，人们开始将全球化由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文化、科技和社会等领域。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全球性危机问题日益显现。所谓全球性危机，是指发生在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关涉全人类共同的根本利益、威胁人类生存安全及未来发展的重大危机问题。全球性危机问题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是现代文明和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副作用”的产物。除了与一般危机共有的破坏性、突发性与不确定性等特点，全球性危机问题还具有其自身的特征：

其一，普遍性与全球性。特定的危机发生在特定的时代境遇，全球性问题出现在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条件的变迁，全球化在其速度、广度、强度、深度以及密度方面不断增大，由此导致和引发的普遍性风险和问题越来越多。面对日益常态化和严重化的全球性危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并置身事外。事实上，全球化的蝴蝶效应已将世界联成一体，如：2008年9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使绝大多数国家在劫难逃；全球化的马太效应使已有的南北问题、贫富差距、科技鸿沟等全球性矛盾放大化，国际恐怖主义在各地繁殖滋生；时空压缩效应使各种传染性疾病的传染源难以控制，传染周期难以确定，一国的公共卫生事件常常演变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温室效应则恶化了人类的生态环境，全球变暖不仅使各种生物面临生存危机，就连人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亦成为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全球化在带来了联系无国界的同时，也导致了危机无国界。在全球境遇下，矛盾、风险、问题、冲突、危机与全球化如影随形，甚至成为全球化的代名词。^[6]全球性危机因其席卷整个世界、囊括各个领域而具有强烈的普遍性与全球性特征。

其二，多样性与复调性。当前的全球性危机问题呈现多样性特征，不仅表现在地震、海啸、洪水、台风和飓风等天灾问题，也包括卫生疫病、金融危机、恐怖袭击以及贩毒走私等人祸问题。如2010年以来，全球天灾频发，大自然变得格外诡异：一是大地震接二连三，1月海地发生7.3级地震，首都太子港被夷为平地，遇难人数高达30万左右；2月智利发生8.8级强震并引发海啸，财产损失估计达300亿美元；4月中国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人员伤亡严重。二是中国西南五省遭遇罕见持续大旱，周边中南半岛多国亦同时遭灾。三是4月14日冰岛火山开始喷发，造成大量烟尘与火山灰漂浮滞留，严重威胁航空安全，致使大半个欧洲成为“禁飞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数国政要被迫取消出席波兰总统葬礼。四是世界大范围气候异常，极端天气频发，北半球更是遭遇“超长”严冬，春天严重“迟到”，致使“全球变暖”一说备受质疑。^[7]全球危机的复调性表现在：危机的破坏力在人类愈加关注的应对中反而不断加重，一些危机由于无力控制而难以解决。早在2005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在世界减灾会议上指出，过去10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前一个10年多50%，人类财产也遭受重大损失。^[8]2001年“9·11”事件后，尽管全球组成了反恐联盟，各成员国每年用于反恐活动的预算也越来越多，但恐怖主义似乎愈演愈烈、防不胜防。人类的医疗科技水平再发达，却跟不上新型疫病和超级细菌的更新速度。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中，救市、注资、计划干预、峰会协商、加强监管……应对危机的各种手段令人眼花缭乱，这场危机却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

2.世界时代主题的变换

时代主题问题是关乎世界经济政治的重大问题。大体上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世界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借助于革命化动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在社会动员过程中，政治色彩浓厚的“革命”话语被赋予异常崇高的合法性。具体来讲，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动员被党广泛运用于推动民主革命进程的不断发展，对底层民众的成功动员并实行统一战线的动员策略成为党取得革命最终胜利的关键因素。在长达28年的民主革命进程中，党不仅创造和掌握了一整套成熟有效的应急动员体系，而且形成了通过开展群众运动获取革命资源的惯常模式，动员已然成为一种“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虽然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对于国家政权的执政地位，但是由于总体国际局势仍然处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时期，加之长期以来进行“革命型”动员所产生的强大历史惯性，社会动员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非但没有得以转变，反而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地自我强化，最终导致“全能型”动员的出现。这突出地表现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重新走向历史的前台，并在后革命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处于革命时期才有的“亢奋状态”。

时代主题的转变是国际形势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是正确开展动员工作的重要依据。转型期以来，当今世界在总体上已由战争、革命时代向和平、发展时代转变。二战以后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即新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生活和各国面貌。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引起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各国的生产、流通、贸易和投资日益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各国经济依存度不断增强的同时，相互之间又充满了复杂矛盾和激烈竞争，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经济问题，即发展问题。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动。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显现，总体国际形势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发展趋势，在较长时期内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可以避免。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9](www.xing528.com)

邓小平根据当今世界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敏锐地指出当今时代的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一科学论断的基本点是：其一，世界大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有可能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其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是世界各种矛盾发展变化和世界抑制战争因素不断增长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三，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世界和平是保障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其四，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指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主要课题，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战争的危险并没有根除，世界和平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各国人民长期不懈地共同努力。在和平稳定中谋求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但现实中南北差距仍在扩大，世界各国远未实现共同繁荣。

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变换，为中国政府的应急动员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平的国际环境，是顺利进行应急动员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时机，也对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应急动员能力的加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巨大的压力和严峻挑战面前，在革命战争时期开展动员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必须进行全面的调整和转变，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当今时代主题。

3.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

网络社会正在崛起的客观现实预示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何谓网络社会？《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作者，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作如是描述：“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10]作为20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发明和最具革命性的一项技术，计算机网络不仅在科技领域引发了一系列革新，而且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11]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人类的交往互动、思维方式、生活形态、社会结构乃至政治参与都得以重新建构。可以说，由于现代社会中很多人在生活中已经无法离开网络，在不难预见的未来，网络将成为人类社会运行的基础和日常社会生活的核心。

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总体上讲，动员的舆论环境业已由传统媒体时代向网络信息时代变迁。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除了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台、杂志和文件等舆论传播工具外，网络已经成为社会动员工作的一个重要载体。随着领导人上网了解民情、政府上网公开政务、公民上网表达意见等现象的增多，“互联网政治”成为人们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有学者甚至将信息化同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并列为党新时期面临的三重考验。^[12]但不可否认，网络信息化是把“双刃剑”，网络上各类报道充斥人们的眼球，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和鱼目混杂给应急动员工作带来了难度，同时网络信息传播的失真和虚假问题也摆在了眼前。

伴随信息封闭向信息爆炸的转型，以互联网为新兴传播工具的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当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信息化已经成为当代科技革命、社会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特别是网络的出现，突破了时间界限，模糊了国与国之间的空间界限，加速了信息流动性的同时也改变了信息的可控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信息泛滥，由此导致信息的清晰度和可信度受到极大影响，如不良信息不利于人们的是非判断和行为取向，这些都增加了人们选择信念信仰、道德标准和价值观时的复杂性。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带给人类生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一国范围内的危机事件不断向外扩散和蔓延，进一步增强了危机的全球化影响。北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里氏9.0级大地震重创近邻日本，正是借助于现代通讯的传播力量，整个世界几乎在同时见证了这份共同的苦难。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背景下，风险社会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而具有了全新的内容。对此，贝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业风险和破坏都是不理会国家边界的”^[13]，“在这种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14]随着风险意识日益深入国际政治和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一个“世界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当今的时代实际上可以定义为“文明风险全球化”的时代。^[15]在舆论传播日新月异的当下，新的风险和危机层出不穷并不断加剧，所有困扰各国政府与民众的重大问题，正有转化为威胁全人类生存与安全的危险。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新的内容就是，通过我们文明世界的决策所造成的全球后果问题，以及全球危险，在世界公众舆论大为轰动的灾难事件中（如切尔诺贝利事件和‘9·11’事件），这些问题及危险与以前制度化的控制语言、控制承诺发生了尖锐矛盾”。^[16]

在世界风险社会的境遇下，大众媒介、公共舆论等信息传播内容成为制约危机发展的核心要素。贝克指出：“世界风险社会具有一种政治爆炸的特性，这种爆炸的核心是大众媒体、公共舆论、政界、官僚、经济界，而且并非一定要在事件的发生地出现。这种政治爆炸性既不能用风险语言、用牺牲者的死伤数目，也不能用自然科学公式进行描述测算。……人们承认的危险现实就是各种机构完全失去作用，这些机构本来是由于自称能够制服危险而获得合法存在理由的。所以，一种全球危险的‘社会诞生’就像那些令人紧张的、悲惨的、使世界社会感到震惊的事件一样，同样是令人无法置信的”^[17]。极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是全球境遇对当今世界带来的全新的、最为重要的影响之一，而现代性的网络信息传播和科学技术进步则创造了风险的新形式，使得全球安全更易受到威胁。按照贝克的理论，世界风险社会可以划分出三个危险范畴，依据轻重缓急的优先次序：第一是生态危机，第二是全球金融危机，第三则是从“9·11”事件以后开始蔓延的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的恐怖危险。“在一个对于上帝、阶级、民族、政府的信仰正在消失的时代，人们看到并且承认的各种危险的全球性已经变成能够开辟新的世界政治行动机会的各种联系的泉源”^[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