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应急动员的发展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应急动员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一次次成功化解各类危机的同时，保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稳定大局。在一次次重大突发性事件中，成功的应急处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了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期，在应对历次纷繁复杂的危机事件中，应急动员机制不断发展。伴随中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加剧变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加快调整，思想观念不断变化，应急动员的科学化、法制化和程序化进程逐步加快，表现出以下鲜明的发展特点：

1.应急动员的机制发生嬗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动员的历史角色由中国共产党推动革命的手段逐渐转变为其治国理政的工具。随着社会历史实践的逐步演进，社会动员的举国体制得以形成并被不断地建构，这一时期的社会动员机制带有浓厚的行政“全能主义”色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方法，诸如开展群众运动、进行阶级斗争、普及政治宣传、加强思想教育和创建民众组织以及树立先进典型等，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不断强化。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应急动员作为危机状态下资源整合的一种常态手段而出现，其功能严密渗透至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一种“全能型”动员机制。回顾与反思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时期，不难发现社会动员曾经成为党和国家行政治理中政策过程的主要机制，其目的在于动员群众服从政治权威为拯救大众而预设的社会变革图景。在“全能型”动员机制下，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应对美国侵略朝鲜危机还是“大跃进”时期应对社会发展危机，乃至为了其他常态公共事务治理的需要，都形成了固定的以大规模社会动员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全能主义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期，伴随大规模、常态化的群众运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的建构，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培育，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全能型”动员机制也在新的时代境遇下发生了嬗变。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党和国家的法制建设和领导体制改革，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应急动员也以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为基础，在具有权威性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并逐渐嬗变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动员机制——“法理型”动员机制。这一机制的基本内涵是：在承认社会动员具有一定适度性的基础上，将执政集团的动员行为限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通过改变社会动员的机制和模式，将动员行为纳入到法治化建设中，使应急动员向有序的社会参与良性转化，具体即“把政治发展目标或党和政府的政治目标、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和政府组织的活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这些目标、主张”^[73]。

在“法理型”动员机制下，中国更加注重应急动员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在应对“炸馆事件”的过程中，胡锦涛同志在电视讲话中强调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这既满足了广大民众释放愤怒情绪、展示爱国情怀的诉求，又体现了一个现代文明大国应有的法治精神。

2.应急动员的领域发生转移

在“法理型”的应急动员机制下，中国式应急动员的领域也发生了转移。这突出地表现在应急动员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由一般意义上的常规状态转向特殊情形下的危机状态。改革开放以前，在“全能型”应急动员机制下，大众群体在政治精英的操纵和动员议题的触动下，时常被卷入大规模的应急动员之中。然而，大众往往“视运动为怨恨释放和投射快感获得的剧场，却并不见得对动员议题背后的大道理有多少认同”^[74]。况且，一旦执政集团的决策出现错误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不仅会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还会削弱党的政治权威和执政公信力。鉴于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即代表党和国家宣布，今后不再推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在今天的中国，绝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75]，并有力地批驳了“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错误观念。此后他又在1980年1月、8月和1981年3月不断地强调指出：“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76]“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77]。“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78]。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1980年10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决定，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大鸣、大放、大批判、大辩论”的规定，从而为不搞群众运动获得了宪法上的保障。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79]。从此以后，不再搞政治运动成为党内大多数人的共识，类似于“大跃进”那样动员民众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再未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出现。

这意味着：在常规状态下，应急动员已经告别作为一种主体性的治国工具角色，更多地作为党和国家的一种辅助管理手段而存在，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意义上的应急动员已经渐趋淡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举国体制的应急动员由此便在当今中国全然消失。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期，中国式应急动员日益趋向小规模并且更具有针对性，成为党政部门克服困境、推进治理的重要执政方式。在危机状态下，尤其是当党和国家面临重大自然灾害、社会危机、政治事件等危机威胁时，应急动员又会在应对这些危机的过程中重现。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应急动员领域发生历史转移的内在演进逻辑。

3.应急治理的效能愈加凸显

从理论上讲，危机治理尤为需要应急动员，而应急动员的当代价值则主要体现在应对和化解危机上。一方面，由危机造成的紧急状态尤其需要应急动员。在危机情势下，瓦解社会正常秩序的特定事件正在迅速发展，其对社会的破坏和危害正在不断扩大，社会因此而处于紧急关头，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交通和通讯等方面的发达技术使得各种危机事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蔓延性和拓展性，一时一地的危机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就极容易发展成为时间更为持久和范围更大的灾难性事件。在应对过程中，面临危机威胁的不仅是组织，还有个体；不仅是政府，还有社会；不仅是决策者，还有普通公众。应急动员是组织和个体、政府和社会以及决策者和普通公众的联合行动，应对危机的紧急状态正需要这种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在出现危机的特殊状态下，亟须广大民众采取不同于常规状态下的生活方式并对自己的习惯性行为作出一定调整以适应非常规的危机状态。要改变公众的惯性行为并非易事，对执政者而言大致有两种决策可以选择：利用公共权力进行强制监控抑或引导激励公众加以配合。无论从行政成本视角还是决策效果维度抑或参与管理的持续性方面进行分析，后者很明显更为科学、合理而有效。而应急动员在本质上正是“引导或激励公众配合，促使公众形成或改变一定的价值观念、态度与期望，进而产生持续性的参与行为或其他预期行为的过程”^[80]。

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当党和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威胁时，传统的、大规模应急动员又会在当今的法治社会得以重现，这种应急动员甚至带有一定的“全能型”机制的影子。虽然从总体而言，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似乎在淡出中国社会，但是一旦面临重大危机事件，诸如2003年“非典”事件和2008年汶川地震，便会再一次引发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可以说，社会动员对于当今党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发挥解决中国现阶段许多重大难题、应对并化解重大危机的当代价值。正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既是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在网络社会和风险社会的时代境遇下，空前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因素在不断增加。任何一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如果演化为现实的不利因素，都极有可能对其他环节产生联动的广泛负面影响，诸如拆迁、矿难、上访和贪腐等大量历史和现实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许多已有的社会问题趋于加重。

更为突出的是，当生态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带有风险形态的全球性问题，诸如地震、雪灾、洪水、干旱和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频发并带来巨大的破坏力。在这种境遇下，应急动员具有某种独特的效应，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有效率地调动和整合各方面社会资源力量，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并造成某种有益的社会压力，力促危机的圆满化解。诸如2008年春运期间，中国南方地区出现50年一遇的罕见暴雪，两个因素的汇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冰雪灾害。这次重大突发性危机事件对党和政府的执政应变能力是一次空前严峻的考验，最终的结果证明中国政府经受住了这次严峻的考验，而其关键之处恰恰在于有效发挥了中国式应急动员机制的强大功效。美联社赞扬道：“中国政府调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以其特有的全民动员，宣传和国家控制的方式处理罕见的暴风雪危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81]除了此次南方雪灾外，在应对其它比如1998年洪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时，应急动员的举国体制都使整个社会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资源得以有效整合，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化解危机的巨大社会合力。

【注释】

[1]参见孙应帅：《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变化及发展趋势》，《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2]根据孙应帅的研究，1928年党的六大时的党员人数相比一年前党的五大时的党员人数锐减31%，党员总数仅剩4万余人。由于当时统计条件所限，也有研究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党员人数已锐减到1万以下，到1928年6月党的六大时，经过井冈山等根据地党员的发展，才又增长到13万左右。参见孙应帅：《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变化及发展趋势》，《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3]卢先福、赵云献主编：《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纲》，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4]边界党的说法最早出现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指分布在湘赣边界永新、宁冈、莲花、上犹、崇义、茶陵、酸陵、桂东、安福等的共产党组织。一言以蔽之，即是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的党组织。

[5]李颖编：《从一大到六大》（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7]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13][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14]左玉珍、徐彬：《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绩效及其评估——基于“1921—1966”的中国政治发展视角》，《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2期。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279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152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19]转引自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3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25]刘颖：《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方法》，《兰州学刊》2006年第4期。

[26]张桂霞、吴春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动员》，《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27]参见刘颖：《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方法》，《兰州学刊》2006年第4期。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29]李斌：《政治动员及其历史嬗变：权力技术的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748页。

[31]李斌：《政治动员及其历史嬗变：权力技术的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33][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版，第241页。

[34]《周外长发表声明：杜鲁门声明和美海军行动是对我武装侵略，我全体人民必将从美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人民日报》1950年6月29日。(www.xing528.com)

[35]《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3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37]林伟京：《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齐鲁学刊》2007年第1期。

[38]褚凤英：《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初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39]《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6—77页。

[40]中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4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4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8页。

[4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页。

[44]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2月13日。

[45]1958—1960年，在我国历史上习惯称为“大跃进”的年代。详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79页。

[4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80页。

[47]谢春涛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事件纪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4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08页。

[49]谢春涛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事件纪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

[50]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6页。

[51][美]詹姆斯·R.汤森、[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52]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周晓虹、谢曙光主编：《中国研究》2005年春季卷总第1期，第22页。

[5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

[54]杨凤城：《新的民族国家整合——新中国头三年历史的宏观审视》，《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6期。

[55][美]詹姆斯·R.汤森、[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56]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

[57][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58][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版，第4页。

[59]刘伟：《迈向现代国家——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国家政权建设的回顾、总结与展望》，《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60][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版，第15页。

[61]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62]孔繁斌：《全能政体下的政策过程：政治动员视角的解释》，《湖湘论坛》2009年第5期。

[63]转引自赵向阳：《艰难的跋涉：政治体制与民主建设的曲折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0页。

[64]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

[65]“克里斯玛”（Charisma）是马克斯·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韦伯认为“克里斯玛”是这样一类人的人格特征：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后者以赤诚的态度看待这些领袖人物。韦伯同时进一步指出，“克里斯玛”政治与现代社会的科层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

[66]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67]《一位“法轮功”练习者的临终遗嘱》，《法制日报》2000年6月21日。

[68]汤应武：《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页。

[69]程美东主编：《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1949—2005）》（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16—617页。

[70]参见程美东主编：《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1949—2005）》（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15—616页。

[71]参见程美东主编：《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1949—2005）》（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14—615页。

[72]汤应武：《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页。

[73]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74]孔繁斌：《全能政体下的政策过程：政治动员视角的解释》，《湖湘论坛》2009年第5期。

[7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7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7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页。

[7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80]龙太江：《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2期。

[81]朱力：《暴风雪下的中国式社会动员》，《人民论坛》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