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与反思：曲折探索的故事

汤森和沃马克认为：“劳力动员和意识形态的刺激在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金和技术贫乏的国家有它的道理。”^[51]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几次危机事件中，中国基于所处的时代境遇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在新中国初期内忧外困的不利条件下，应急动员对于党调动和激励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有效缓解了社会发展资源严重匮乏的不利局面，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危机状态下的现实需求，对于美国侵略朝鲜等危机事件的成功应对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由于党长期过度运用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主要依托的政治动员，在带来巨大政治成本的同时也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损害。与革命时期的危机大都是由于客观环境造成所极为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很多危机的发生源于党自身的决策失误。在很多危机发生以后，党未能以正确的动员方式来防止危机的恶化，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危机。在这一时期，单一地诉诸大规模动员来解决一系列危机，不仅带来越来越多的副作用，而且日益凸显更多的负面效应。因此，在应急动员的曲折探索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亟待反思。

1.动员应具有其适度性，不能依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应对危机

群众运动是1949—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奇异的政治现象。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49—1976年的27年时间，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有70余次（地方性的社会运动则不计其数）。^[52]毛泽东在当时特别强调“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53]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新的民族国家整合，还是应对国内外各种危机，“很难设想运用常规的高度程序化的手段和方式来解决，而只能采取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方式”。^[54]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的动员模式，群众运动往往具有事半功倍的功效。因此，新兴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结合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不断诉诸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达成自身的政治愿望，诸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贯彻婚姻法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波又一波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成为中国政府解决体制内外资源匮乏、实现发展能量充分聚合的屡试不爽的方式，不断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在此过程中，动员的主客体之间频繁地发生角色置换，最广大的民众群体一度史无前例地成为动员的行为主体和历史主角，由此激发出强大的群众势能，引发群众普遍的从众行为。

社会动员具有其适度性原则，过度动员容易带来社会和政治上的不稳定状态。“大跃进”时期的应急动员，由于对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过分迷恋和高度依赖，明显地违背了这一适度性原则。“与面临紧迫任务时求助于钱袋的西方政府相比，中国政府往往求助于扩音器”^[55]，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R.汤森等的观察形象地道出了中国政府对动员手段的依赖程度。而高频度群众运动式动员，必然导致动员模式的运动化。“从本质上说，群众运动是在‘运动群众’”^[56]，这种在革命战争年代非常奏效的动员模式，在和平建设的新的社会历史境遇下具有越来越多的非理性色彩。

2.动员要顺应时代不断调整，不能排斥法制化建设和制度化参与

民主革命时期，在长达28年的社会动员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群众运动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动员模式，进行动员已然成为一种“习惯”。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党取得执政地位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理应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时代境遇。然而，长期以来动员的革命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惯性。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这个历史是整个社会场域的历史，是特定子场域中某个生活道路中积累经验的历史。”^[57]从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前，在应对几次重大危机过程中，党进行动员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非但没有得以转变，反而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地自我强化，最终导致“全能型”动员模式的出现。这突出地表现为大规模群众运动重新走向历史的前台，并在后革命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处于革命时期才有的“亢奋状态”。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58]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动员逐渐被当作一种全能主义体制用以解决党面临的各种危机，因此它先天地排斥现代社会的科层制管理模式，带来的必然是对形式理性的轻视和法制建设的忽略。另外，过度动员本身也隐藏着对国家政权制度化建设进行破坏和消解的力量。一个重要体现是：本来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已经标志着国家政权建设进入规范化的轨道，但由于全能主义体制本身内涵的非规范性特征及其对规范性要素的先天排斥，一系列大规模政治运动接连爆发，最终使国家政权建设未能顺利向前，而是遭遇到诸多挫折，更隐藏了不少隐患。^[59]由于全能主义动员模式是奠基在“政党—群众关系”之中的一套运动模式，因而制度、法律和纪律就变异为大规模动员的组织工具。而随着广大民众革命热情的逐渐退却，这就必然会造成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后果：执政集团所启动的那些自以为值得大力开展的群众运动，其大多数动员议题的设置都愈来愈缺乏必要的合法性依据。

3.动员应具有公共价值指向，不能片面仰仗个人崇拜和主观愿望(www.xing528.com)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主要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现代的自由民主政体相比，这一时期的国家体制具有浓厚的威权主义色彩。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领域内的动员长盛不衰。

亨廷顿认为：“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60]为了使群众断绝怯弱，消除顾虑，缩短心理认同的距离，执政党的精英总是通过树立“英雄模范”人物，制造满足心理投射需要的偶像，达到蒙蔽性说服、诱导普通群众的结果。^[61]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在执政集团内部树立政治领袖的绝对权威，施展领袖的完美魅力和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来进行持续的社会发动，并最终推动由政治领袖进行动员这一过程的常态化和体制化。然而，全能政体下的社会动员，在动员议题建构时其个人色彩越是浓厚，动员的公共指向就愈显稀薄。1957年以后的大多数社会动员，尽管总是有无以计数的民众大规模地参与，但这种社会参与缺乏充分的民主化程序，往往都是党和国家单方面强制性地要求抑或隐蔽性地诱导民众参与，其结果便是“人民是被动员来执行党的精英人物已经制订好了的政策，而不是参与制订政策。”^[62]正如国内学者评论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大多数善良的中国人而言，投身运动与其说是他们独立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奉命行事的举动。他们只能按照规定的要求去表态、去批判，无论是精神还是行为都谈不上‘充分自由’。因此，发动、领导、操纵运动者与运动的普通参加者之间亦无平等可言。”^[63]

4.动员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因素

对最广大民众进行持续深入的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一个传统优势。不可否认，通过经常性、持续性的动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一穷二白”的国情条件下，确实能够起到弥补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制约作用，并在精神上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是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过度动员的弊端在于过分注重和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这种思想不断加以强化的后果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愈来愈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认为只要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焕发出来，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64]

与此同时，常态化了的政治动员做法在实践中还过分地突出人的精神因素的作用，忽视并压抑了人们的正当物质要求。极端强调人的精神力量和思想作用的必然结果，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最后越来越多的是获得集体行动的幻象”，在“克里斯玛型”政体^[65]下，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成为自己的宿命，停止意味着政体的坍塌”^[66]；这种陷入悖论的路径不断加以强化，最终使党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中国走上了靠抓阶级斗争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总之，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逻辑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境遇，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要经历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在全能主义国家和总体性社会的背景条件下，应急动员对于应对各类危机乃至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动员有其长处，发挥过正面的历史绩效，留下过宝贵的治理经验，但更应记取的是，它也带来过巨大的破坏力。可以说，历史记忆中的深刻教训更加弥足珍贵。随着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应急动员的实践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