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接收的是一个经济结构落后、经济基础薄弱且饱经战乱破坏的“烂摊子”，当时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对此，毛泽东形象地概括为“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42]他甚至提出要像韩愈一样写一篇《送穷文》，把中国社会存在的穷鬼送走。周恩来也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43]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薄一波在1958年全国人大一届第五次会议上更是指出：“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曾经不只一次地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予我们的困难，也不只一次地遇到了物资、财政和技术力量不足给予我们的困难。”[44]这种资源匮乏的局面，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使得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社会发展危机。
在这段历史时期，为应对社会发展危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在不断高涨，力度空前地加快了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动员进程。党和国家试图诉诸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借助广大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意志力来克服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诸如先天资源匮乏和技术落后等不利条件，快速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跃进”式发展。1958—1960年连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由此发动起来。[45]
1.农业“大跃进”的社会动员
“大跃进”的发动，是从农业开始的。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揭开了对农业“大跃进”进行社会动员的序幕。10月25日，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民中“开展一次大辩论，目的在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
舆论宣传工具也随之动员起来，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46]这是党中央通过党报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动员，也是第一次以动员形式使用“跃进”一词。之后一段时间里，提倡“大跃进”，批判反冒进，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在这种社会动员氛围下，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修改提高发展指标；各级党委和政府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标志着“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这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党的总路线，认为中国已进入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这次会议后，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等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而又普遍地动员起来。农业发展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1、2年达到农业发展纲要12年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报刊舆论大力鼓吹造势，无限拔高群众的干劲。《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宣传“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思想，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将从客观条件出发批判为所谓“条件论”。
2.工业“大跃进”的社会动员
工业发展方面的“大跃进”主要表现在片面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据此进行的应急动员工作主要是发动全党全民大炼钢铁。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达到2700万—3000万吨；会议要求7年、5年以至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15年内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www.xing528.com)
会后，为了在剩余4个月时间内（前8个月的钢产量是400多万吨）完成钢铁产量当年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任务，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7月底，钢铁战线的劳动力仅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猛增到5000万人，10月底又增至6000万人，到年底被动员起来的人数达到9000万人。[47]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被动员起来，上山伐木，砍树挖煤，找矿炼铁，上百万个小高炉、小土焦炉被建造起来，用土法炼铁炼钢。为了找矿，许多地方由党委书记带领群众上山，连中小学生、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投入运动。煤炭部门提出“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小高炉”“哪里有千吨铁，哪里就有万吨煤”。成千上万的农民，背着锄头，带着锅灶，山上挖煤。[48]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动员号召下，不仅工厂、农村，而且部队、学校，甚至连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许多部门，也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厂。
工业“大跃进”的社会动员，其基本模式是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实行大兵团作战。除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还动员全民大办运输、全民大办煤炭、全民大办电力等各种各样的“大办”。在大庆石油会战中，全国有3万多人齐聚大庆参加石油开采工作。
3.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社会动员
1957年冬到1958年春，经过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动员，各地群众的干劲被鼓动起来。在广大群众的冲天干劲鼓舞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逐渐萌生出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思想。他们认为，合作化运动中所建成的小社已经成了生产“大跃进”的绊脚石，现有的高级社已经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马上找到适合农业“大跃进”的新型组织形式。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时，毛泽东提出：“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报道福建闽侯县并社消息时，将《意见》中的主要观点公开发表。在中央和报刊的合力动员下，各地迅速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浪潮，以辽宁、广东两省最快，紧接着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地也相继完成并社。由于各地并起来的大社叫法不一，毛泽东根据这种“工农商学兵”的“大公社”思想，将其命名为“人民公社”。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河南、山东等省，不断表态支持办人民公社，他在视察中谈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消息经由8月13日的报纸发表后起到了重大的社会动员效应。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中下旬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9月10日，这一决议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在同日发表《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社论。此后，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被广泛动员起来。到10月底，全国农村基本实现公社化，建起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9.1%。[49]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基本模式是“一大二公”，也就是搞“一平二调”。在公社中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如同战争时期的军事动员那样，将劳动力按照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军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50]这都表明，党对人民公社的社会动员带有浓厚的军事共产主义色彩。
人民公社运动的社会动员是伴随着“大跃进”运动而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有着共同的急于求成与夸大主观能动性等思想根源，都是一种盲目冒进的社会动员。但两者社会动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主要表现在对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动员，后者则主要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动员。
由于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持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非但未能达到应对社会发展危机的预期功效，反而引起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出现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跃进”运动。这一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由于食物缺乏和营养不良，城乡居民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浮肿病，一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三年大跃进加上随后数年的调整极大地贻误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时间，进一步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