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之路：经验总结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所处的时代境遇进行了应急动员的初步探索，这些动员对于党应对各类纷繁复杂的危机事件具有重大意义。党在这一时期的应急动员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与党坚持对民众大力开展广泛持久的社会动员密不可分。一方面是广泛的社会动员，主要体现在：从大小城镇到穷乡僻壤，党几乎动员了一切可能动员到的革命力量与革命资源，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革命对象，为应对与化解各类危机事件创造了各方面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是持久的社会动员，主要体现在：从诞生之日起，党就坚持不懈地进行社会动员，历经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持续动员直至成功化解危机、取得革命胜利。总结来看，初步探索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

1.以先进的革命动员思想为指导

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个各种矛盾丛生、各类危机频发的历史时期。在这个以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作为思想武器，通过广泛有效的社会动员一一化解了各类重大危机事件。

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而“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28]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绝非固定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只有同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会产生强大的理论与实践威力。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应急动员过程中，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并对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的分析进行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使其上升为系统的理论高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化身即是毛泽东思想，作为蕴涵丰富社会动员思想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思想都是业已被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的社会动员思想。正是在这些先进动员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成功地应对国共分裂危机、日军侵华危机等历次危机。

2.以正确的革命动员模式为依托

“革命型”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应急动员的基本模式。这种动员模式将不断地推动革命发展视为目标旨趣，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这一时期的动员过程总体上是为革命而构建人际联系网络的过程。通过广泛的组织发动工作，动员的行为主体把底层民众广泛地联结起来，形成以中共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组织为纽带，以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为支点，具有强大的革命集体行动潜能的人际联系网络。^[29]

“革命型”动员究其实质而言是党在民族危亡、国家分裂和民不聊生的总体性危机境遇下进行的社会动员。由于革命斗争贯穿这一时期的整个过程，因而其具有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是以军事战争和阶级斗争为主线。党十分重视革命领导权的取得、革命武装的掌握以及人民军队的建设，强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培养群众的阶级意识，甚至善于从阶级内部划分阶级成分，诸如农民阶级中划分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等，资产阶级中划分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另一方面是根据国内外矛盾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动员策略。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危机应对中，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会带来国内各阶级阶层关系的新变化。党基于应对危机的需要，往往能够依据这些新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的动员策略。诸如在应对日军侵华危机时，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主要可以分为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等三个方面，动员模式的成熟之处就在于，能够基于这些阶级各自利益需要的差别考虑，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动员策略。具体来讲，对于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同我们共同抗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对于顽固势力，“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30]

3.以科学的革命动员策略为保障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条成功的动员经验，就在于坚持对民众大力开展科学的动员策略。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党在不同的危机中所采取的动员策略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科学判断革命形势和理性认识革命条件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社会性质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情况制定相应的社会动员策略，这才使得党不断地由胜利走向胜利。另一方面，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鲜明地以最广大底层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动员的最终价值取向，无论是最高纲领还是具体政策，都真正让工农阶层了解和参与，与此同时党切实将最广大的人民上升为动员主体，注重关注和解决他们的主体接受性和切身利益问题。(www.xing528.com)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次危机中，受累于传统政治制度的权力精英主义思想影响，广大民众长期处于政治权力架构的底层，并在心理层面相当程度地存在着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意识和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中国共产党进行动员的成功之处便在于，“将革命的政治文化植入底层民众的心理，取代和替换了消极顺从取向的传统政治文化，促使底层民众生成积极参与革命的价值诉求和作为革命阶级成员的集体认同”。^[31]通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积极有效的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并实现了作为政党的最高目标——执政。随着统治政权的建立和政治合法性资源的获取，中国共产党在与其它政党组织的竞逐中实现了自身的理性政治认同，并通过成功化解一次次重大危机而最终取代国民党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性力量。

4.注重广泛发动农民群众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对农民阶级的动员成效直接决定着共产党人应对危机的成败得失，也最终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作为党内较早意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革命领导人，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就将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农民运动上，而且很快便在组织领导农民运动中崭露头角。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32]通过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批判，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阶级。这实际上在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的同时，也充分地肯定了农民阶级在动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农民在“革命型”动员中的作用，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如果农村处于反对地位，那么，制度和政府都有被推翻的危险。城市的作用是一个常数：它永远是反对派的力量根源。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派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33]广泛发动和组织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从现有国情和革命特点出发，将革命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危机、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

5.强调思想政治动员

思想政治动员就其本质而言在于充分发挥人的精神作用，是一种精神动员。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党尤其强调通过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来提升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以此作为应对各种危机与困难的强大思想武器。诸如，通过发布文告、刷印标语、创办学校、发行报刊、提出政治口号、公演戏剧电影和传唱革命歌曲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通俗、形象的政治宣传，提高广大民众的识字水平和认知水平，促进民众心理观念的变化和民族意识的觉醒；通过在军队中创建政治委员制度，开展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塑造人民军队的良好革命形象；通过在人民群众团体中树立先进人物、宣传典型事例等方式，产生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以此来动员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进行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在政治认同完成建构、执政地位已然取得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出色的思想政治动员，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纲领以及政治态度清晰准确地传输给社会各阶级阶层，从而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树立了党的形象和威望以及强大的执政公信力。而这些也都成为党应对历次危机的制胜法宝。另外，党还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动员实现了对自身思想、组织和作风等方面的结构性优化，顺利地将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执政党，初步完成了党自身的现代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