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日本侵华危机的社会动员策略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九一八事变”发生。短短4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1932年1月，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3月，日方宣布伪“满洲国”成立。此后，日本侵略者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企图独占中国。继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后，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二十九军奋起抵抗。这标志着日本侵华危机全面爆发，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也从此开始。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以“抗日救国”为主题，以民族主义为要义，中国共产党坚持最大限度地把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穷资源和力量动员起来投入抗战，尽一切努力将抗日战争变为真正的、广泛的、全民族的战争。为应对日军侵华危机，党在社会动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动员

中国共产党在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政治路线以后，即善于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作出科学分析和理性判断，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社会动员工作。针对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情况，毛泽东在1937年5月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15]按照一般规律，面对民族危亡的重大关头，抗战时期理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能更容易地动员民众，但同时这也给社会动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说服民众，不能排除部分群体在“亡国论”影响下投敌卖国的可能性。恰如《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16]

民族危机背景下的社会动员，必然是一种基于全民族利益基础上的最广泛动员，它要比任何时期都能发动更多阶层的人群。在客观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的新变化之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观察了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的形势以后，我们就容易说明党的策略任务了。”“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7]因此，“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8]基于整合不同阶级的利益、建立新的利益分配关系以满足全民战争的革命需要，必然要求党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制定有利于动员各阶级参加抗日的土地政策、政治政策，而诸如这一时期采取的减租减息、“三三制”政权等温和渐进的改良政策，有效地调节了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有利于保护和激发包括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以及开明绅士在内的最广泛民众的抗战热情。

在应对日军侵华危机中，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了充足的社会动员，这次动员所具有的广泛性和持久性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从时间上看，这次动员贯穿于整个抗战的始终；从地域上看，它遍及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从动员对象来看，涉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地主、大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老人、中年、青少年甚至是儿童。这种以全民族共同利益为根本取向的最广泛社会动员，不仅为抗日战争本身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在国内外最大范围内扩大了党组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积累和丰富了动员民众的基本经验，并为应对第二次国共分裂危机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2.重视从政治高度进行社会动员

面对关系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社会动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比如，共产党员在下乡宣传时有些人就说：“不如日本来，这样也是坐着饿死，它来也不过是死，这样倒死个干净些。”^[19]从民族战争的内在本质来看，它并非单纯的武力对抗和军事现象，而在根本上说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实质上是中日两国政治冲突的产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20]这六个“离不开”落脚到一句话就是战争是一刻也离不开政治的，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便离不开政治上的社会动员。(www.xing528.com)

从一定意义上讲，从政治高度进行社会动员也就是政治动员。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21]“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22]对于政治动员的目的、手段和形式等实践问题，他在《论持久战》中进行了详尽而又明确的阐述：“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23]正是在这种政治动员的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充分发挥体制内外的政治资源优势，通过诸如延安整风运动等形式完善政党组织、扩大政治参与、形成政治认同，以此广泛而持久地发动民众，才取得了以弱胜强的抗日民族战争胜利。

3.应急动员的主要方式

应对日军侵华危机的应急动员，主要目标是调动人们参与抗战的积极性，这也是解决全民参与抗战的关键，而采取什么样的动员方式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应急动员的效果。总结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日军侵华危机中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来进行应急动员：

一是以利益满足为主要内容的物质型动员，它以满足民众各方面利益为基本特征。在利益问题上，正如马克思早在1842年的一次辩论中所说到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4]由此可见，利益调整应是社会动员中的关键因素。除了采取必要的经济社会政策保护和调节各阶层基本利益之外，党还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和实施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的举措，使得边区的农业、工业、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也基本上满足了根据地军民日常必需品和作战的需要，与此同时有效节省了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战争资源，基本满足了广大民众长期抗战的生存生活需求。

二是以精神鼓励为主要内容的精神型动员。^[25]党在以物质动员为基础的同时，也注重运用精神型动员来强化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并激发人们对日本侵略者以及卖国贼的心理仇恨，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去。精神型动员主要诉诸宣传鼓动和国民教育的方式来进行。1941年6月20日颁布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范围内进行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的指导文件。在其指导下，各级党组织的宣传部门指导边区政府动员委员会组织实施演讲、分发传单布告、印制报刊书册等宣传鼓动活动。《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则明确在各根据地恢复和重建小学，设立中学和师范学校，兼设少量高等学校，广泛吸引人民群众接受包括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能教育在内的三类学校教育；与此同时还通过夜校、识字班、读报组实行社会教育，扫除文盲，提高识字率和政治文化水平。^[26]

另外，针对抗日根据地和中国民众的实际情况，完全采取直接的、自上而下的领导动员很难让民众真正投入其中，因此需要依靠已有的群众组织和党自身建立的群众组织来对民众进行参与型动员。抗战时期，党在各根据地建立的群众组织和团体主要有工会、农会、抗敌协会、救国会、民兵锄奸队、战地动员会、互助组、合作社、妇救会和儿童团等。这些组织不同于传统旧有的社会组织之处在于，它们革除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维系方式，而成为有着明确政治目标的革命团体。诸如1938年的晋察冀边区，据不完全统计，农救会会员达40万人，1939年仅山西农救会会员就达1162523人；青救会在26个县有会员84553人，抗先队员在18个县有15801人，儿童团在22个县有团员125176人。^[27]借助这些群众性组织团体，党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充分吸纳到抗日战争的政治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