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的社会动员理论探析

1.社会动员理论的提出

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中指出，美国学者K.道易治（原文如此，是不同于“卡尔·多伊奇”的另一种译法）创造了“社会动员”这一术语，他对社会动员是这样定义的：“人们所承受的绝大多数旧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80]

事实上，卡尔·多伊奇认为社会动员代表的是一种全面变迁，这种变迁发生在从传统的生活方式转变成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国家，并且是国家中大部分的人口都发生变迁，这些变迁通常在经济发展的阶段会同时发生，每一个过程都可以分辨出来，且与政治有关系。美国历史学家布莱克（C.E.Black）直接指出社会动员是一个国家中大批人口的现代化过程，“是现代社会中大批人口从其传统的农村住所自然迁居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通过通讯手段的大大扩展而提高了对国家利益方面以及外部更广大世界的认识的必然结果”。^[81]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援引多伊奇的公式，也讲到社会动员是“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的过程。“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和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82]台湾学者吴文程据此将社会动员界定为：“传统的社会、经济、心理信念崩溃，人们经历新的社会化的过程，而产生新的行为模式。”^[83]

多伊奇的社会动员观点倾向于从现代化的广义视角进行阐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从资源动员抑或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动员。资源动员理论最早源自于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Olson）提出的搭便车悖论和选择性激励理论。搭便车悖论有点类似于中国俗语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其中心论点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存在着的公共物品的好处，而无论他们是否对这些物品做出过贡献。因此，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个公共物品而共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想让别人付出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所以说，群体成员数量越多、集团规模越大，每个人为公共物品所付出努力的动力就会越小。这便是搭便车悖论。奥尔森认为：“大集团被称作‘潜在’集团，因为它们有采取行动的潜在的力量或能力，但这一潜在的力量只有通过‘选择性激励’才能实现或‘被动员起来’。”^[84]就是说，由于集体行动所追求的目标是公共物品，而这种行动本身只是提供了一种集体性激励（Collective Incentive），既然这种激励无法动员每一个有理性的人为实现集体目标而奋斗，那么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就很有必要。所谓选择性激励，“就是如果你不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就不能得到或将失去的东西。”^[85]

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扎尔德（Mayer N.Zald）利用奥尔森的核心命题分别于1973年和1977年发表了《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运动：一个局部理论》两篇论文，由此奠定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他们的观点是，“一个社会上存在的剥夺感、挫折感和压抑感基本可以看作是一个常量，因此决定社会运动消长的重要因素只能是社会运动组织在一个社会中所能利用的资源总量的多少。”^[86]以美国的社会运动为例，麦卡锡和扎尔德用两个词汇来概括未来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与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具体而言，他们认为现代社会运动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传统社会运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运动的内部，诸如工会的资金来自每个工人所交的会费，政党的资金来自于每个党员所交的党费，而现代的社会运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各类捐款和基金。其二，社会运动不再过度依赖于动员组织内部，运动成员内部对社会动员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其三，传统社会运动的领袖人物一般是从内部涌现出来，而现代社会运动组织的领导往往是外来的。其四，在传统的社会运动中，相对剥夺感和挫折愤怒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现在非但不再重要，而且这些情感完全可以由职业领导者创造出来。其五，在现代新型的社会运动中，作为专业人才的社会动员领导者比过去更加善于利用新闻媒体。^[87]

2.社会动员理论的诠释

对于资源动员理论的诠释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西方学者费利曼（Jo Freeman）、甘逊（William Gamson）、麦卡锡（John McCarthy）、扎尔德（Mayer N.Zald）、奥巴斯查（Anthony Oberschall）等都是狭义资源动员论的典型代表。从狭义层面来看，资源动员指的是一整套分析范式，强调集体行动（社会运动）是一种资源汇集与交换议价的过程。其认为社会动员组织的功能在于对内招募支持者、鼓励广泛参与、维系运动士气，对外需要包装自身诉求、发起议价谈判、进行利益交涉。西方学者麦克亚当（Doug McAdam）、塔罗（Sidney Tarrow）等则是广义资源动员论的典型代表。从广义层面来看，资源动员有政治和文化两大分支：政治分支通常被称为政治过程论（Political Process Theory），认为社会运动的兴衰成败是一种政治过程，并受到转变中的政治机会结构所影响。文化分支试图将文化因素纳入其中，主张社会动员组织应建构一套文化论述，以说服更多的支持者参与并与他们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广义的资源动员理论实际上也接受组织化命题，但是反对将社会运动窄化成组织社会学的研究。^[88]

美国学者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也将社会动员称为资源动员，他在《社会学》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理论的缘起和贡献，并认为资源动员理论是“社会运动发展的现代理论”。^[89]还有西方学者认为，实行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调动资源式社会动员的典型。与“处于戒备状态的经济”相似，“一个动员起来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国内的重要资源都集中在由政府确定的少数特定项目上。在这些部门里，私人需要实际上从属于业已动员起来的目标，私人决策的作用差不多已化为乌有。”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据此认为苏联是一个地道的动员起来的社会，大多数正在追求现代化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是动员起来的社会：“社会的主要资源——资本和经过训练的人力，都适应于有计划的经济变革。”^[90]荷兰学者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Bert Klandermans）认为社会动员是“一个社会行动者有意识地在一个总体人群的某个亚群中创造共意的努力”^[91]，具体而言即是“一个虔诚的高度投入的积极分子（或一小群积极分子），是如何把一大群具有同样利益但却不如他们虔诚和投入的人们动员起来加入集体行动的。”^[92]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James R.Townsend）、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Womack）认为社会动员是“获取资源（在这里是指人的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93]

为了更好地解释集体行动的产生和发展，西方学者梯利（Tilly）在《从资源动员到革命》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普适性的动员模型。梯利认为，一次成功的集体行动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Interest）、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Mobilization）、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社会运动发展的压制性和促进性力量（Repression/Facilitation）、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Power）、政治机会或威胁（Opportunity/Threat）。这些因素是通过特定的排列对集体行动的形成和进程发挥作用的（如图1.2所示）。他认为，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取决于该运动所控制资源的多少，而动员能力又是由其所控制的生产因子（土地、人力、技术和资本等资源）总量以及将这些生产因子转换为社会运动资源的能力所决定的。^[94]这其中，组织力量的动员能力大小是决定群体利益能否转化为一次社会运动的关键所在。

图1.2　梯利的社会运动动员模型^[95]

3.社会动员水平的测算及其启示

亨廷顿认为，社会动员与经济和政治水平具有联系，他指出：“社会动员的程度与经济发展的程度，两者与政治稳定直接相关”，“显而易见，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政治上更稳定、更太平。”^[96]在社会实践中，可以通过一组变量来测算社会动员的水平。按照多伊奇的标准，这组变量有下列7项指标：接触现代性事务的人口比例（m1）、受大众传媒影响的人口比例（m2）、居住地变化人口比例（m3）、城市化人口比例（m4）、非农业的就业人口比例（m5）、社会识字率（m6）以及人均收入情况的变化（m7），依赖变项是投票率。从广义层面解读，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过程，社会动员的过程就是以上7项指标达到现代化标准的过程。尽管现代化过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在多伊奇看来，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从低动员状态到高动员状态的发展演进过程。多伊奇认为，那些高度发达的、完全动员起来的国家中，m1、m2与m6的指标均应在90%以上，而m3、m4与m5也都应在50%以上；在那些极不发达的、动员程度低的国家中，除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00美元外，其他的几个指标均应低于5%的水平。^[97]从狭义层面解读，作为一种调动资源的过程，社会动员活动的最终成功与否，在动员主体的发动能力不变的情况下，取决于广大社会成员的服从情况和配合程度。换言之，调动资源的过程是否顺利，最终取决于社会动员客体自身的结构情况。

由此带来的启示是：作为一种带有导向性的社会参与活动，社会动员有一个“适度”的标准问题。不足的社会动员无法充分调动起广大社会成员进行社会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行为客体的潜力不能充分挖掘，从而极易导致错失发展良机。反之，过度的社会动员则过分损耗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参与能量与精力，使得稀缺资源无法得到合理配置，从而不利于社会动员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成功的社会动员取决于衡量社会动员的“适度”问题上，而这与广泛的社会参与情况密切相关。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2]鲁克俭：《“文本研究”与“理论发展”的分工与互补——以〈资本论〉研究为例》，《理论视野》2009年第4期。

[3]周明生、孙耀武：《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考量、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1期。

[4]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大手稿是指：《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

[5]李其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7][德]米夏埃尔·亨利希著，夏静译：《存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吗？——进一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的“危机”概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4期。

[8]详见林金忠：《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三种解读》，《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23]徐文越：《自然的异化、物质变换与联合生产者——马克思生态观探析》，《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2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30]陈征：《对帝国主义本质和规律的深刻揭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2期。

[31]转引自蔡志强：《社会危机治理：价值变迁与治理成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32]毕京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忧党意识的价值内涵》，《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1期。

[33]引自[美]明恩傅著，秦悦译：《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34]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35]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序言第3页。

[36]陈桂蓉：《传统危机意识的现代价值及其反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37]参见陈桂蓉：《传统危机意识的现代价值及其反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38]朱先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忧患意识比较研究》，河北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39]韩升、谢丽威：《走出危机的伦理之路》，《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2期。

[40]毕京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忧党意识的价值内涵》，《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1期。

[41][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1—112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本书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www.xing528.com)

[43]周亚越：《毛泽东、邓小平忧患意识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本书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4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4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48]参见王青山：《晚年毛泽东忧患意识的历史追寻》，《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49]荣长海：《邓小平的风险意识及其现实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5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

[5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5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5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5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5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5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211页。

[5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5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6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6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6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6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263页。

[6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6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6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6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68]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页。

[69]《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页。

[70]《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9—420页。

[71]江泽民：《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392页。

[7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4—575页。

[73]转引自《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74]刘益飞：《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试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忧患意识》，《理论探讨》2010年第1期。

[7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年9月28日。

[76][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7][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78]参见童星：《熵：风险危机管理研究新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79][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80][以]S.N.艾森斯塔德著，张旅平、沈原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81][美]C.E.布莱克著，段小光译：《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82][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版，第26页。

[83]吴文程：《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比较政治理论的检视与批判》，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98页。

[84][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85]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86]章友德、周松青：《资源动员与网络中的民间救助》，《社会》2007年第3期。

[87]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88页。

[88]参见乔世东：《社会资源动员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89][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7页。

[90][美]丹尼尔·贝尔著，高铦等译：《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页。

[91][美]艾尔东·莫里斯、[美]卡洛儿·麦克拉吉·缪勒主编，刘能译：《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92][美]艾尔东·莫里斯、[美]卡洛儿·麦克拉吉·缪勒主编，刘能译：《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93][美]詹姆斯·R.汤森、[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94]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191页。

[95]引自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96][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版，第31页。

[97]蒋满元：《社会动员的适度性问题探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