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风险的西方理论视角及其启示

解读风险的理论基础是据此开展应急动员的先决条件。总结来看，西方学者解读危机的理论视角主要通过三大方面展开：风险社会理论、“熵”增效应理论和契约异化理论。

1.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

风险社会理论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用以描述当今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如同19世纪的等级制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遭到了解神秘化一样，“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对古典工业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之中，也发生在工作、闲暇、家庭和性的存在模式之中。处在工业社会道路上的现代化，正在为一种对工业社会原理进行的现代化所代替，这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论方案和政治医书所没有提供的。”^[76]传统的工业社会之所以与我们渐行渐远，根本上就在于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危机逐渐常态化的世界。恰如贝克所言：“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77]一个又一个危机事件生成于这个布满时代病症的风险社会，进一步解构了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同时，又反过来论证了世界风险社会的趋势已是不可逆转。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等“第二现代性”因素解构了过去的标准和权威，以生态失调为代表的普世性危机清除了传统的固有边界。在世界风险社会的语境下，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所有人已从习惯性的旁观者变成了不经意间的剧中人。人类生存并生活在公共危机的宏大叙事背景之中。

2.“熵”增效应的理论视角

熵（entropy），是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物理学概念，与热力学、系统论、信息论等紧密相关，指的是无序性、紊乱性和不确定性。热力学定律指出，能量虽具有守恒性和转化性，但它只能不可逆转地沿着一个方向转化，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状态到无效状态的转化。熵，就是指这种不能再被有效利用、不能再作转化的能量之总和。因此，“熵”是无序的量度，“熵”过程就是系统的紊乱程度增加的过程。系统论和信息论用“熵”的概念表示系统的紊乱程度并定义信息量，认为系统越无序，熵就越大；系统越有序，熵就越小。系统获得信息量越大，熵就越少；信息量越小，熵就越大。系统的有序性和信息量的大小，与“熵”的增减呈反效应。

1981年，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和特德·霍华德（Ted Howard）出版题为《熵：一种新的世界观》（ENTROPY：A New World View）的著作，集中阐述了“熵”增效应的理论。危机的生成与“熵”的概念密切相关；其过程实质上即是风险蔓延和系统“熵”增到一定程度，在某一突发事件“助燃”下的必然产物。其动态模型如下：(www.xing528.com)

图1.1　从系统熵增到危机的动态模型^[78]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于社会风险和系统“熵”的纷繁复杂及其多样性，最终决定了风险自身的多样性。因此，这一动态模型可以被用来广泛解释自然危机、重大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社会安全危机等各类突发性应急事件。

3.契约异化的理论视角

作为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契约论主要用契约关系来解释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将这一理论视角引入对风险的解读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根本上讲，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契约化的过程。这其中包括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人与物（传统的说法是自然）契约关系的订立和人与人（传统的说法是社会）契约关系的订立。当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达到充分平衡和完全和谐时，整个社会处于“理论意义上”的绝对稳定状态。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风险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异化的状态。当社会出现任何背离上述两大契约关系的风险因素，都会使得固有契约逐渐异化，当这种异化的量与质积累到一定程度，在某一“催化剂”的煽动下，就会引爆“导火线”，促成危机的生成。

循此路径，风险的两大类型在这里展开：人与物契约关系的破坏，主要表现为自然风险；人与人契约关系的破坏，主要表现为社会风险。社会风险当然要靠人类自己负责解决，这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一样。关键问题在于，在风险社会的时代境遇下，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已经被逐渐消解，“自然不再能被放在社会之外理解，社会也不再能被放在自然之外理解。”^[79]这给我们的启示是自然风险的发生与解决已经一刻也不能脱离于人和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契约维系、和谐相处并不取决于自然，而是取决于人自身；人与自然之间的契约修复、应急处置也不再主要依靠自然的自我修复，而主要在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式，以及人类对待“征服”自然问题上的反思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