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在面对危机时,以革命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总能科学预警、未雨绸缪并深谋远虑、迎刃而解。按照邓小平的性格特征,他从不为目前的困难处境而消沉,总能从全局出发,放眼未来;他总是在挫折和危难中学习并从中获取教益,不断思考未来的前进道路;他总能最大可能地预见危机出现前的各种风险,通过科学有效的社会动员把握危机态势的发展脉络。总体来看,邓小平在危机风险中的应急动员思想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1.在对内改革风险中的动员思想
作为一场广泛、深刻而又持久的大变革,改革在给中国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同时也必然涉及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和新旧观念、新旧体制和新旧政策之间的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都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从改革伊始到南方谈话,邓小平反复动员全党注意前进道路上的风险问题。他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79年10月中央召开的一次关于贯彻经济工作调整方针的座谈会上。[49]邓小平提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了这么大一个雄心壮志,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快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50]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情,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51]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进一步指出:“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52]这是因为“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53]“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这是有风险的事情……”[54]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多次在阐述风险问题时进行动员,认为办什么事都要“有一点闯的精神”,要“冒点风险”,谁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55]
2.在对外开放风险中的动员思想
开放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一项基本国策。打开窗户,一方面新鲜空气会进来,另一方面也会有苍蝇飞进来。对此,邓小平指出:“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56]“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将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影响。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57]也就是说,开放会带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消极、腐朽思想和精神、文化垃圾,这些会腐蚀人民的思想,尤其是青年一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接连发生影响深远的政治风波,中国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在苏东剧变、西方大搞“和平演变”以及改革开放已进行十余年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告诫国人绝不可对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掉以轻心,一定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少年教育好,关键是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改革有风险,开放的风险更大,因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58]邓小平还进一步阐明了对待这些风险的态度,认为改革开放虽然有风险,但只要我们审慎一些,工作做得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恰当,就可以把改革开放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同时“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那么“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59](www.xing528.com)
3.在各种具体性风险中的动员思想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邓小平依据辩证思维,既认识到了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做法的风险,也看到了现有政治领导制度固有弊端所带来的风险。对于前者,他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60]对于后者,他敏锐地注意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特权现象。他告诫全党,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1]在中外经济技术合作问题上,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相关规制尚不健全,加之缺乏经验,合作双方均认为存在较大风险。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要创造条件,发达国家的经济界也要创造条件,首先的一条就是不要怕冒风险,不必担心我们的政策会变,胆子放大一些,合作的步子更快一些。”[62]在物价改革的问题上,邓小平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另一方面他又坚定地指出:“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63]1988年全面推进物价改革时,邓小平欣慰地看到改革开放“这十年来中国有了可喜的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增强。”[64]他认为,只要保持这十年来的发展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65]由此他得出结论:“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66]
邓小平在危机风险中的应急动员思想是对毛泽东危机忧患意识及其动员思想的科学继承与创新发展,它涉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并同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与开创国家和民族健康发展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改革开放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危机风险中的应急动员思想为党和国家有效防御和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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