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应急动员策略思考

毛泽东的一生浓缩了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整个历史。毛泽东的一生又是在忧患中不断动员民众的一生，在其颇具传奇色彩的生命历程中，充满着丰富的危机忧患意识和社会动员思想。这些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革命早期主要在“忧国、忧民”的民族危机中进行动员；革命晚期主要在“忧党”的境遇中进行动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则主要在“忧国、忧民、忧党”的危机中进行动员。

1.毛泽东在民族危机中的动员思想

一方面，他在“忧国”中进行动员，为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而忧虑，担心中华民族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早在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就读了《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一书，从而了解到国家、民族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41]另一方面，他在“忧民”中进行动员，为国民愚昧、积弊甚深而忧虑，感叹改造人心对改造中国的重要性。早在1912年6月毛泽东的中学论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他就感叹“吾国国民之愚”“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42]，使国家陷入几近沦丧灭亡的悲惨境地。在长沙求学的日子里，毛泽东时常与挚友萧三、蔡和森等利用假期结伴而行，风餐露宿、徒步游历、调查民情，被师生们誉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43]1917年8月23日，在给恩师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忧虑“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遍地皆污。……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44]正是这种充满洞见的忧民之心，坚定了毛泽东从思想建设入手改造民心、动员民众的革命决心。

2.毛泽东在“忧党”境遇中的动员思想

一方面，在革命最为复杂艰险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这一阶段，毛泽东有策略性地发动社会各阶层，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并靠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凭着乐观主义的独立思考，扭转了革命危局，最终使革命转危为安。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纵横捭阖、大智大勇的社会动员思想和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在中国革命初露曙光、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刻，毛泽东反而开始警醒地树立“忧党”意识，动员党内克服骄傲情绪、提升执政能力。在1944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阅读并转发了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号召全党吸取明末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北京后，部分领袖很快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最后导致彻底失败的历史教训，并意味深长地将进京比作“赶考”，要考个好成绩，决不学李自成。在1949年“三大战役”取胜、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具有前瞻性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45]他时刻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6]除此之外，毛泽东还为在短期内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执政地位而广泛动员。对于一个长期在农村和战争环境下斗争的党，他提出要适时地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学习做经济工作和城市工作，提高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能力。(www.xing528.com)

3.毛泽东在“三大忧虑”中的动员思想

毛泽东一生的“三大忧虑”（忧国、忧民、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终集于一身：忧党变质、忧国变色、忧民受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正是基于这三大忧虑进行社会动员的。一是在忧国中进行动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内面临的是一个积贫积弱而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烂摊子”。对此，毛泽东生动地讲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7]与此同时新生的共和国对外还要面对冷战条件下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乃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国内外的严峻局势使深重的忧国意识萦绕在领袖的心头，成为毛泽东动员广大民众进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原因。二是在忧民中进行动员。作为人民爱戴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具有感人至深的忧民情怀和“替民做主”的动员思想。1956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毛泽东却陷入了更深的忧虑。在他眼中，延安时期那种人人平等相处、艰苦奋斗的美好景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等级制、干部评级、军衔制，甚而官僚主义、生活特殊化、干部子女优越感等他所深恶痛绝的现象。这对他其后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动员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他开始提倡反对官僚主义，在党内搞整风，对干部搞“四清”。^[48]基于关怀民众疾苦的价值情怀和完成拯民救世大业的思想局限，终使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树立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极端方式来实现自己心目中那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三是在忧党中进行动员。毛泽东晚年的忧党意识肇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其带来的国内外影响。尔后党内总结“大跃进”时的分歧（尤其是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更是加深了毛泽东内心的忧虑，中国也有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从来不欠缺钢铁般的意志、无比坚定的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同时保持一颗高度警惕的、永不懈怠的危机忧患之心，并切实将这种忧患意识作为发起社会动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毛泽东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思想，对于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与此同时，他在晚年过于强烈的危机忧患意识，致使他错误地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发动反“右”派（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大规模的政治动员，给党、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一定的损失，也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教训和深刻的历史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