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应急动员思想的现代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在地蕴涵对社会动员问题的认识，但是当前学界对和谐社会的传统理论渊源研究颇多，而对于社会动员问题的传统探源及其反思却相当欠缺。事实上，传统社会动员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对当今正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并存的中国社会而言，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传统是一座有待挖掘的精神资源宝库，面对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冲突和频频发生的各类危机应急事件，动员之道和应对之策不应该遗忘传统的力量。

1.居安思危，常怀忧患之心

居安思危，是中国传统危机忧患思想的精华所在，也是最为深刻的道德智慧结晶。古人的“祸福相倚”“物极必反”“柔能克刚”和“中庸之道”等危机辩证思想，对今天党和国家清醒地判断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策略，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不断发展前进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指导意义。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危”与“机”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既相互对立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面对危局，如果采取果断科学的举措加以应对，就有可能将其转化为机遇；反之在安逸的机遇环境中，假使缺乏足够的忧患意识，一味地“高枕无忧”，“机”同样会转化为“危”。古人勇敢地正视矛盾、未雨绸缪的思想值得当世之人思索与借鉴。2002年胡锦涛当选为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伊始，在去西柏坡考察学习的讲话中，就引用了历史上的许多警世名言，包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用以动员和警示全党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激励全党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胡锦涛甫一上任即强调危机忧患意识绝非空穴来风。当时，党面临着严峻的治党形势。一方面，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相当紧张，党的公信力和凝聚力遭到很大损害。表面风平浪静的深层隐藏着危机因子，一旦遇到突发性事件，党组织很难控制局面。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弊端，突出地表现为一些诸如党的贪腐问题等久攻不克的制度难题。中纪委在十七大的报告中也承认：目前“有效预防腐败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多”。有识之士除了多赞颂自己的国家和组织之外，还应更多地指出其问题和不足，以促进其不断进步。范仲淹所谓“进亦忧，退亦忧”，忧从何来？就是忧虑那些未能臻于郅治的阙失和不足，就是那些初始未显但积久难解的矛盾与问题。“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存不忘亡，安必虑危”，这才是为国为党的长久之计。真正的爱国爱党者当如是。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全党尤其需要发扬中国传统的危机忧患意识和社会动员思想，居安思危，常怀忧患之心，更加深刻地看到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新出现的突出问题，才能找出应对良策，并不断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永葆青春、长治久安。

2.心系天下，恪守公共伦理

在中华民族泱泱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传统：一种是阿谀的传统，一种是忧患的传统。即使两者都难以规避专制主义时代的窠臼，但前者计较个人得失，而不计天下利害，人们称之为“佞”；后者计较天下利害，而不计个人得失，人们称之为“忠”。成于忧患，毁于安乐，历史上太多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忠佞二道的消长，决定着国家与民族的盛衰兴亡。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安世盛世时往往深感忧患并心系天下，衰世乱世时则耽于逸乐并私而忘公。古代历史传递的这一重要信息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在于：真正意义的忧患家理应树立公共指向的危机伦理，忧虑天下而不计个人，心怀民生而舍弃私利。温家宝就任国务院总理后，在每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他的很多回答都旁征博引，尤其善于以历史上的诗词古赋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从这些精彩回答中，全世界都看到了他心忧天下的政治情怀，也使国人感受到了一位亲民总理的所思所忧。诸如上任伊始即引述林则徐的名言来阐明自己的工作风格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堂赢得了记者们的热烈掌声。事实上，“我们今天面临的危机其实是包含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等在内的一场综合性社会危机”^[39]，在现代风险社会中，无论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抑或愈演愈烈的自然生态危机，我们发现一个相当矛盾的悖论是：危机的肇事者越来越多，而危机责任的承担者却难以确定。因此，面对危机，在从伦理角度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反思时，有必要重塑传统的公共道德伦理，走出一条应对危机的伦理之路。在这方面，古代先进分子“忧社稷、忧苍生”的公益忧患意识以及注重德性的社会动员思路，可以给当今我们面临的道德困境提供重要的借鉴。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闪烁的历史光辉告诉我们：只有“官”忧患才有“民”安乐。与此同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对危机形势的拷问，每个现代人都应当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重建共同的精神家园。在这种“危机内反思”的基础上，充分动员各方力量，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对策以化解危机、寻找出路，从而在传统与现代的和谐互动中创造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www.xing528.com)

3.临危不乱，以和化解危机

突发性应急事件不仅带来显性的实体危害，同时也会给人们的心理造成无形的隐性损害。因此，危机应急能力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指面对一种威胁性、不确定性和紧迫性考验和压力下的决策与反应能力。在传统的社会动员思想中，尤其强调一种临危不惧、临危不乱的能力和素养。这在中国古代的战争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孙子·九地》中的“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思想，还是秦朝末年项羽“破釜沉舟”的誓死一战，乃至三国时期庞德“抬棺出战”的英勇之举，都是这种能力和素养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传统动员思想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巨大潜能，尤其是面临危局时的勇气，但这种勇气绝非鲁莽之勇，而是一种充满了朴素智慧的“大智大勇”。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诸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等都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这些精神资源对现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呈现出新旧矛盾相互交织、长期性矛盾和阶段性矛盾相互交织、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这同样需要一种处变不惊、临危不乱和化危为机的政治勇气，以及沉着应对和妥善处置的卓越政治智慧。与此同时，在应急处置问题上，中国传统思想讲究“刚柔并济，以柔克刚”“礼之用，和为贵”的“软”性处理方式，即面对各种矛盾冲突时，在不同的复杂事物之间把握平衡，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关注差异诉求，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期望，妥善地化解危机。无论是应对自然危机还是社会危机，这一点对于当前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古人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今人更深刻地认识并遵循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面对复杂严峻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问题上，暴力拆迁事件频频上演、各地城管执法简单粗暴影响恶劣以及“官二代”“裸官”家庭和公务员特权现象等大量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表明，一些党委和地方政府亟须切实转变执政思维，积极疏通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完善利益诉求机制，决不能再以非法压服的办法强奸民意、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以和为贵”、以民众的利益作为社会动员的根本出发点，才是应急处置的真正明智之举。

当然，应急处置与动员不可能全部诉诸传统思想，其在这方面仅仅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现成视角而非全部的标准答案。面对当今社会矛盾丛生、危机频发的现实之“锁”，传统应急动员思想绝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在借鉴吸收其有益的精华部分的同时，必须要对传统应急动员思想中的糟粕进行批判性扬弃。只有这样，才是对待传统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