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动员思想：特征与历史审视

不同于现代应急处置中的社会动员思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应急动员思想有其内在特征，主要表现在：

1.动员对象往往指向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而非某一个体

传统文化中危机动员的思想主体往往是先进分子、有识之士和知识精英们，他们大多以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作为其发起动员的特定指向，突出表现为忧社稷之危难，忧民生之多艰。这种“忧苍生、忧社稷”的公共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对社会个体的自我忧虑，由此造成的逻辑后果是，作为个体的国人对自身以及周边环境缺乏危机意识而显得“麻木不仁”。美国传教士明恩傅在1894年分析中国国民性格时就认为，与西方人的“神经质”相比，中国人生来就是“麻木不仁”：“中国人不仅与别的民族一样历经磨难，而且磨难更为深重。……对我们来说，最为恐怖的事情就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灾难骤然降临，带来各种可怕的后果。中国人面对这些事情时，正因为不可避免，也就只能眼睁睁地忍着，这正是这个民族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33]

2.对自然灾害的动员与对社会危机的动员相伴相生

中国5000多年农业社会的漫长历史也是一部应对自然灾害的抗争史，因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的缘故，中国自古以来各种自然灾害就极其频繁。邓云特（邓拓）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中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The Land of Fam-ine）。”^[34]历史上每一次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都必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李文海认为：“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群众斗争，不是在严重自然灾害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每一个王朝的更迭，灾荒当然的成了直接的导火线。”^[35]诸如宋代的王小波起义以及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连年灾荒在其中皆起到了关键的诱因作用。自然灾害频仍成为社会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这一点使得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相伴相生有着“深切的惊悸情结”^[36]，造成两种危机忧患意识和应急动员思想在国人心目中兼具。自古至今，每每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事件，统治阶层往往都比较警惕，在大力抗灾救灾的同时，注重塑造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并维系社会局面的安定团结。(www.xing528.com)

3.防范与应对危机的动员思路注重德性^[37]

考察中国传统的动员思想资源，无论是应急防范还是危机应对都凸显道德本位的精神。一方面，在危机的防范上，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一个“安”字。居安思危是中国传统危机忧患思想的基本表现。《孙子兵法·九变篇》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意思是不能抱有敌人不来进攻的侥幸心理，而要加强戒备、有备无患、未雨绸缪。荀子、魏征关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忠告也是基于居安思危的深刻思考。在古代农业社会“靠天吃饭”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历代应对自然灾害的根本政策是儒家的“重农主义”思想，这在当时没有条件的条件下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防范灾荒于未然的作用。除此之外，“安”在一定意义上还寄托着古人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希冀。另一方面，在应急处置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一个“解”字。将危机看作一种矛盾冲突的话，儒家则以化解之道作为应对良策。儒家讲求以德服人，万事以和为贵，因此这里的“化解”有三层渐进的意思：一是消解，即在危机初现征兆时将其消解于萌芽状态；二为调解，即在冲突被激发后应加以调停平息，防止危机的不良扩散；三乃和解，即当矛盾无可避免，则无论纷争多大积怨多深，都应放下宿怨、舍弃敌对之心，双方达成和平谅解，最终使危机得以圆满解决。

从历史的视域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动员思想，其既具有先进的积极意义，也具有时代和社会方面的局限性。其进步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无私的公益精神。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为身份标识的仁人志士们心怀社稷、常念民生，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民众的幸福安康，时常不计私利，甚至不计生命。这种无私的公益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的气质，并成为积淀于国民心灵深处的高尚道德品质和优良传统风骨。二是强烈的爱国热忱。^[38]传统知识精英们的忧患意识往往以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为根本指向和终极关怀，表现为一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这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成为整个国家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不竭精神动力。三是科学的预见意识。危机忧患意识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对危机的一种感受和预知能力，古代先进分子的忧国忧民情怀往往建立在对社会存在和客观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因而体现了科学的预见精神，有很多都业已被后来的客观实践所证明。

由于所处历史时代和社会境遇的影响，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员思想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一是具有先天的阶级局限性，难以规避“愚忠愚孝”的时代境遇。在封建社会“家国一体”的宗法制阶级结构中，忧国忧民的本质是追求“忠君报国”。具体来说，“忧国”只是忧虑在某一君主的统治之下能否长治久安，“忧民”则更多地是指在不改变阶级社会制度安排和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改善民生，因而无论其忧患意识如何强烈，始终无法跳出阶级社会的窠臼而充分拓展。二是情绪、感性色彩浓厚，而实践、理性思维缺失。受皇权专制和忠君思想的影响，传统知识精英的危机忧患思想往往同其个人的坎坷性遭遇结合起来，被贴上悲怆而苍凉的身份标签。因人性深受压抑、个人诉求无处伸张，其忧患意识时常掺杂着情绪化的激越色彩甚或悲情的消极显露。与此同时相对缺乏一种理性化的实践操作，一旦其“先知先觉”无法被统治者采纳，除了著书立说甚或消极隐退之外，似乎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三是难以克服古代统治者的政治压制，无法占据思想文化的主流。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传统危机忧患思想无法占据主流的根源所在。历代封建帝王为了长治久安的统治诉求，一贯宣扬“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即使是到了内外交困、日薄西山的危机时刻，也竭力标榜、粉饰太平、愚弄百姓，因而历朝历代往往都是歌功颂德者众、“指点江山”者寡，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那些针砭时弊、警示危机的志士仁人会遭到边缘化甚至大力打击，危机忧患思想的生长也必然会遭遇滞障。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重视对“天”的敬畏而轻视“人”的信念，也阻滞了传统危机思想的进一步生长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