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理论观点综述分析

1.关于应急处置问题的研究

国外方面，伴随全球危机形态的变迁和风险社会理论的发展，相关研究出现了新特点。在研究方向上：新世纪尤其是2001年美国“9·11”事件以来，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强调对危机应急的动态研究，并从政治目标、组织管理和决策机制等角度重新审视应急管理对政治组织的意义；在研究领域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宏观的国家、政府层面应急研究逐渐拓展至微观的社会、企业层面，公共危机中的心理影响、效应分析和组织决策等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既有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有不同国家、地区和部门诸如中美之间的比较研究，亦有具体化的个案研究和共同性的规律探讨；在研究手段上：系统科学和博弈论广泛应用，以数学模型和计量经济学为代表的量化分析手段被引入对应急处置的评估，研究趋于精确化。

国内方面，随着应急处置日益生长为新的热点问题，涉及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著也越来越多，但是研究的主要成果大多是单纯的应急事件研究或政府危机管理，且论证阐述和分析探讨还没有深入细化。概括来看，国内对应急处置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清晰的逻辑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关注，90年代日益增多，新世纪以来尤其是“非典”事件后逐渐升温，2008年汶川大地震、全球性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发生使得这一领域成长为新的研究热点。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发出继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号召后，学术界、党政界开始把中国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与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关于总结各类应急处置的理论实践和提高党员干部管理危机的能力素质，有一些论著和文章问世。第二，关于中国政府应急处置的个案事件，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如章百家从抗美援朝、牛军从三次“台海危机”、吴白乙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张沱生从中美撞机事件、张广梅从“非典”事件、康沛竹从自然灾害事件等角度，剖析了中国政府应急处置的思想战略、决策实践和应对机制。第三，关于党和国家应急处置的历史实践和国际借鉴，一些学者（以薛澜为代表）和研究机构从时间序列、组织行为、决策过程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2.关于社会动员问题的研究

国外方面，西方学者从多重视角理解和研究社会动员问题。广义的观点是将社会动员理解为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表现或者说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全面变迁过程，狭义的观点则将社会动员集中看作是对社会资源、人力及精神的动员。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塞缪尔·亨廷顿和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等，后者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和丹尼尔·贝尔等。多伊奇开创了从社会动员角度研究现代化的先河，此后，西方学者纷纷从社会动员的角度来探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问题。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等意识到了中国政府动员型体制的延续性，认为中国的改革路径仍然打上了动员的烙印。目前研究中的新动向主要有：衡量社会动员程度的指标研究、社会动员与制度变迁的结合研究以及用新制度经济学或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工具来解释社会动员的研究，等等。

国内方面，对应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逻辑过程，学术界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战时军事动员、新中国成立后群众运动式的政治动员和转型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准组织化社会动员进行了推进研究，梳理并归纳出了中国政府进行社会动员的体制机制、内容方式、功能特征及运作模式，对中国政府进行动员的政治合法性、结构规律和正负效应进行了客观分析。较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社会动员的发展阶段概括和历史逻辑提炼。孙立军、晋军等人从国家对资源和空间控制的角度入手，在区分总体性社会和后总体性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化动员和资源动员（准组织化动员）两种不同的社会动员形式。二是以社会动员的视角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重新审视。一直以来，国内学者大多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以制度变迁的视野来解释中国的改革进程。对此，刘一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社会动员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政府的群众路线和动员特色。邓万春则提出“动员式改革”一说，力图在传统解释模式之外，从社会动员的角度构建出一种理解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新诠释模式。(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期，随着国家从社会领域的全面撤退以及总体性社会的逐步终结，在各级党政基层组织不断弱化的情况下，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到了桌面：在新的时代境遇下，中国政府还能保持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对广大民众那种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吗？对于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见解。^[2]

第一种以吴忠民、杨福忠和林伟忠等为代表，认为在当前转型期，党对民众的社会动员能力下降了。吴忠民认为：“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展开，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原有的社会动员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逐渐消失。就连许多研究社会资本的专家也很少提及社会动员对于当今中国的重要意义。就总体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似乎在淡出中国社会”。^[3]杨福忠则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以对农民进行的社会动员为例，指出：“从实践过程来看，事实上目前农村中国家运用正式权力对农民的动员能力下降了，很多农民对国家权力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致使基层干部不得不寻求正式权力之外的社会资源以谋求问题的解决，”诸如法外设权、违法行政以及非正式规则行使国家权力等，“这种方式行使的国家权力，表面上看是农民对国家的妥协，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对农民的让步，是基层干部在原有权力行使方式受阻而不得不做的一种变通”。杨福忠还进一步指出农村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的原因在于“制度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政治体系制度化水平低、政治体系的沟通渠道不畅通、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4]林伟京则指出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能力的实效性在不断下降，并认为其原因在于“社会转型带来的深刻影响；‘革命党’政治动员模式存在的弊端；误解和偏见削减了政治动员的实效；腐败对党的政治动员造成危害。”^[5]

第二种以孙立平、晋军和郭于华等为代表，在总体上承认转型期党对民众动员能力有所弱化的前提下，认为在某些具体的实践条件下，党仍然能够发挥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孙立平、晋军等人通过一种“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在区分“总体性社会”和“后总体性社会”的基础上提出“组织化动员”和“准组织化动员”之说；并认为“总体性社会”和“后总体性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在“总体性社会”，国家对稀缺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进行垄断性控制，因而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化动员；而在“后总体性社会”，国家对稀缺资源和活动空间的控制放松，使得进行组织化动员的能力弱化了，一种社会化的动员方式——“准组织化动员”逐渐发挥重要作用。^[6]而依据孙立平、郭于华的观点，在党的社会动员能力已经大幅弱化的表象之下，这种体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动员潜能，只不过这种动员潜能要转化为实际的动员能力还需要其他的条件。社会动员能力的问题在这里就转变成了社会动员形式的问题，社会动员能力从潜在状态到现实状态的转变，是在一系列的事件性过程中发生的；真正的社会动员能力大小，取决于能否在动员的过程中再生产它，甚至创造它，即基层政权的动员能力取决于实践过程。^[7]

第三种以李斌、马明洁、张虎祥和邓万春等为代表，他们结合市场化转型的背景认为转型期社会动员的实践效能已逐步嬗变为党的一种辅助管理手段，并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性特点。李斌主要从权利技术的视角阐述了社会动员在政治领域效能的嬗变过程，认为“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手段，政治动员在改革后所发生的变化十分明显。从其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上看，政治动员的重要性已然显著降低。”嬗变逻辑在于，党的社会动员已由改革前的“治国工具”逐渐转变为改革后的“辅助管理”手段。“从其预期效果上看，党和国家运用政治动员，主要旨在增进民众对于党和国家权威的散布性支持，……以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法律制度的稳定并与经济体制的市场转型需求相适应”“政治动员在改革后的延续性运用反映了中国公共管理模式激励的变迁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8]马明洁指出，基层政府在督促农民种植特产作物时采取了宣传劝导的做法，“尤其是刷标语、开大会、组织参观、党员带头，这都是改革前经常使用的动员手段。”^[9]他还强调党和政府进行动员时的权力运作加入了更多的市场化激励因素，形成了所谓的“动员式经营”模式。张虎祥提出“动员式治理”的概念，他在考察上海一起社区拆违事件时注意到，基层政府运用了构建非正式组织网络的动员方式提升治理能力，社会动员的主客体均为行政组织，而面对的则是诸如“严打”“集中整治”或“违章建筑拆除”等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这种社会动员最终体现为旨在打破行政部门分割、整合各相关行政力量处理棘手公共事务的政府内部的自我动员。^[10]邓万春则在对前期研究的综合评述基础上，从更为宏观的层面分析了社会动员在推进农村改革上的实践效能，认为“在由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过渡的进程中，既有的社会动员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逐渐消失，国家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减少和动员能力的相对弱化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是市场化的应有之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