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研究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我看来,是对人类历史支配事实表示忧虑的一种认识性再现,这种忧虑源于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就存在的一个族群、组织、国家对他者的入侵、控制、操纵的事实,特别是18、19世纪西方列强对落后地区的殖民历史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一次冷战,更加剧了人们对霸权野心的担忧,当这些痛苦的记忆化作历史的烟云随风远逝的时候,对统治和霸权的恐惧却好似不散的阴魂在人们的心头萦绕不去。这种控制性的支配可能是政治上的影响,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左右,抑或是文化上的操控。

1.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

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特别是在文化方面,为了配合当时冷战的需要,西方国家利用这种优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思想文化的渗透,消费主义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借助强大的媒介力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具有空前影响的“单向道”传播,对其他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强烈自主意识使得它们对这种一边倒式的文化价值灌输异常敏感,对此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和戒心,并最终导致了在信息传播领域的抵制和防范行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当时世界信息传播方面存在的严重失衡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掀起了一场以推动多元化的平等传播为目的的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运动,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由“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经过两年研究完成的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使这次运动达到了高潮。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斗争和当时遍布世界的左翼运动为反抗文化帝国主义注入了实践动力,那么,以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为代表的激进学说则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思想支援。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并非是为了人类自身的解放而创制的大众文化,它旨在进行意识形态控制进而谋求经济利益的文化工业,借助高科技手段,通过现代媒介广为传播并被广泛接受的所谓大众文化不过是一场更为巧妙的意识操纵的游戏而已,它描绘了一幅世界幻影,制造了太多虚假需要,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

随着西方消费文化借助广播、电视、互联网、音像制品等媒介工具在全世界传播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也有了国际化的语境,并衍生出新的批判话语,即文化帝国主义,这种理论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思想意识上的帝国主义,或者说思想殖民化”(斯塔夫里亚诺思语)的问题,并涌现出了一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学者,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阿芒·马特拉、加拿大的达拉斯·史麦塞、美国的赫伯特·席勒等,他们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批判精神,从信息传播入手,并将该问题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进行整体的分析和考察。(www.xing528.com)

2.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界定

汤林森博士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分析了目前流行的关于该命题的四种话语方式,指出了许多关于这一概念的误读,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非常宽泛而空洞,只是一种为各种边缘文化提供戏剧化的、悲天悯人的“总体方案”。随着全球各地区相互依赖的加深,先前某种特定社会体系的权势化传播已让位于没有明确目的的文化扩散,我们面对的不过是一场文化全球化的宿命,他建议用文化全球化的话语取代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虽然我们不同意汤林森博士的后现代性已取代现代性的文化宿命论,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参与这一概念的论争,只是想借用这一言说方式表达我们对当下不平等的传播实践活动和文化支配现实的一种社会关怀。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完全接受了某种给定的定义,对这一概念我们有自己的判断,在这一点上,汤林森博士从“文化”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的内涵入手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关于“文化”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洛依伯和克莱德·克勒克荷恩1963年出版的《文化的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从哲学、艺术、教育、历史、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和生物学九个方面,对百余条不同的文化定义进行了解析,其中,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文化的起源》一书中认为,“文化是复杂生活的整体,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其他各种能力和习惯”^[29]。该定义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点明了文化不是单指某一个领域,而是复杂生活的整体;二是指出了文化的社会属性,文化不是某个人而是集体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生活的整体经验。在这一点上,威廉斯说得更加清晰,他认为文化是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0]。就现代社会而言,这种生活方式既包括诸如语言、艺术、哲学、新闻、时尚、广告等范围广泛的“表意的过程和行为”,也包括购物、休闲等非表意的过程和行为。

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指出了该词的两种用法,一种是针对19世纪英格兰的殖民统治经验而言的政治体系的现象;另一种是针对20世纪初叶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言的经济体系的现象。随着前苏联解体,“帝国主义”一词在当代社会已慢慢失去了它的政治意涵,主要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对全球的渗透。这里的资本主义不仅是指一种生产模式,而是“一个经济—文化体系,其经济组织根据财产制度与商品生产而来,其文化的根本事实则是买与卖的交换关系,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大多数层面”^[31]。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并非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政治主宰进程,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散。

本书中,文化帝国主义中的文化指称当今世界遍布全球的资本主义式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和开疆拓土、征服自然的进取精神以及文化艺术领域追求个性解放的自我表现,在丹尼尔·贝尔看来,现代社会的世俗法制、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使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冲动力”日渐耗尽,“经济冲动力”主宰了社会的前进发展,文化上的渎神现象标志世间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自20世纪初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形式的出现,使享乐主义观念大行其道。借鉴丹尼尔·贝尔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我们这里把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为以消费的行为过程和经验的商品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对全球进行的整编进程。这样界定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确让人联想到诸多对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是一个远比资本主义复杂得多的概念,探讨的空间也更大。如果说我们这里的分析也算其中之一的话,那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如何借助广告传播将现代的器物与行为及其背后所隐藏的西方世界的文化抽象成发展和进步的概念,并标榜为全球通用的文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