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下广告与公共领域的嬗变：技术、权力、建构

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今天的学者在谈及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时,早已经不是哈贝马斯当年所指称的狭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了,而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指涉一种现代社会日益扩张的公共生活领域,它在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国家与社会之间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的确,我们今天不能再拘泥于本质上具有对话性质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了,不断发展的现代传媒所营造的公共领域已经把时间和空间“虚空化”和“抽象化”,传统的“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已经失去作用,这种公共性越来越与媒介制造的不同类型的事件密切相关,处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人们在媒介提供的虚拟空间里互动交流。然而,是不是只要把当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主体由资产阶级扩展到社会上的所有群众,由新兴媒介通过传播信息影响公共利益,促进一种自由公开而理性的公共对话来引导一个社会的公共方向,就可以称为现代的公共领域了?不是的,传播的过程从生产、流通、消费到再生产都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不同权力场之间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结构,传媒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才有可能通过信息传播实现社会性的沟通和交流,也才有可能建构为社会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看到了这种简单改造他所描述的18世纪公共领域概念的不足:缺少现代民主政体的各种中间结构。他在之后修订了对公共领域的认识,不再把公共领域看成是私人个体作为单个的公众走到一起,而是“作为一种用来交流信息和观点的网络”,各种公共利益集团以及各类激进的专业人士是公共领域内主要的积极分子,他们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那些被忽视的社会问题,并在现代媒体的帮助下,使批判性的辩论形成各种“有关特定话题的公共意见”,持续地对政治系统构成压力并迫使其作出谨慎的回应。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重新认识明显更富于变化、更多元化也更组织化了。更为重要的是,他将这种认识放到民主政体运行的大环境中,在他看来,民主政体的核心是政府、内政部门、司法系统、议会、政党、选举和党派竞争,外层是国家授权的各种机构,再外层是作为“主顾”的各种商业协会、工会以及私人组织和作为“供应者”的各种志愿者协会、教堂、新社会运动以及公共利益集团,作为公共领域的最外层如果能被有效激活的话,影响力就会从民主政体的边缘传递到位于核心的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1]。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重新认识的确少了理想化的设计,更接近现代民主社会复杂的运作现实,但这里仍旧留下了太多的问题需要探讨,如媒体究竟是公共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仅仅作为公共领域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存在;媒体在公共领域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怎样组织媒体才能最有利于民主的各种需求?还有哈贝马斯关于“新兴的全球公共领域”的提法所引发的一系列论争,都还在持续进行中。作为历史范畴的概念,也许我们永远都找不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公共领域的定义。其实,最重要的也不是要找到这样的定义,而是要把握这一概念的核心本质。

首先,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种机制,公共领域寻求权力平衡,追求自由平等。不管是哈贝马斯致力于“社会和政治系统之间的权力平衡”^[2],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莫斯可奉劝“我们应该把公共的内涵界定为实行民主的一系列社会过程”^[3],公共领域概念产生至今最核心的理念就是通过开放的、多样的和可接近的空间,推动平等参与和自由讨论,促进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决策过程中最大程度的公开、公正和公平。从专制时代的大一统到现代的整合社会,虽然表面上看都是为了建构太平盛世,但前者是通过一言堂式的代表型公共领域,采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是一种机械平衡,难以持久;后者则是通过基于平等对话之上的互动型公共领域,采用自下而上的沟通手段,是动态平衡,持久性强。只有国家和社会让公共领域这个权力平衡的舞台日益活跃,使它作为社会民主化进程的调节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让尽可能多的市民参与社会整合,一个繁荣稳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才能实现。(www.xing528.com)

其次,媒介在建构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公众要想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发表意见,作出选择,首先必须充分占有信息,当代传媒技术能够穿越时空界限,让最广大的受众以最便捷的方式获得最大量的信息,在引导公众参与公共讨论、形成公共舆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几乎所有论者都没有异议,而我们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当我们在现代传媒语境中重新检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时,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的公共交往”^[4]的论证前提已经过时了,因为“且不说电视提供的公共领域,凡拥有电视的人皆可自由进入,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电子告示板、电子信件和网上聊天,为‘地球村’提供的公共讨论场所——电子广场(electronic agora),是足以叫昔日的雅典广场和18世纪的咖啡馆们相形见绌了”^[5]。的确,无论是传播的信息量还是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上,今天的传媒都是当年单纯的印刷媒介和有限的交流空间所无法比拟的,但问题是,传媒公共领域的有效性不在于提供多少信息,而在于提供什么信息,哈贝马斯论及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公共领域单就面上的影响和热闹程度来看,不可能和今天的传媒公共空间相提并论,但前者对社会改造的力量无疑要比后者强大,除了今天的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外,主要原因在于当年由精英阶层参与构成的公共领域,作为辩论基础的信息多是事关社会前进发展的硬新闻,由此形成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的公共舆论。如果我们还是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来探讨公共领域,而不是简单地将公共领域等同于由多数人参与的公共生活,我们就该重新理解哈贝马斯“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的公共交往”这句话了。当今世界并不缺少交流,但缺少真正的“阅读”,导致缺少以“阅读”为中介的高质量的交往,也就缺少有力量的公共空间来影响环境。当然,这里的阅读对象并不限于印刷媒介,还包括影响范围更大的各类电子媒介,我们说缺少真正的阅读也并非指缺少阅读对象,而是指缺少对于建构公共领域而言有意义的阅读对象,难以想象一个被低俗的、娱乐的内容充斥的,只是满足人们感官刺激的传播体系可以让人们充分地认识他们的权利并有效地追求,人们只会对名人隐私和网络红人感兴趣,这种阐释争论和表达异议不可能达到约束和抑制各种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对公共利益进行侵犯的目的,传媒的娱乐化让公共领域变成了一个浮华的、轻飘飘的摆设,根本无力将影响指向行政和社会的权力体,这样的传媒和素来有着浓厚世俗情结、放弃自我超越的市民阶层一起形成的共振,无疑将极大地延缓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最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政治学的,而非社会学的,离开政治谈公共领域毫无意义,但由于公共领域是作为对抗和颠覆政府的角色设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因此,在中国探讨和研究公共领域一度比较敏感。一种说法认为,“如果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不适应于中国,但如果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这一概念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作为一种去除了价值判断的空间形式,我们的公共领域的‘实践内涵’事实上具有空间意义上的关联性”^[6]。但我们不知道离开了基于人文关怀的纯粹空间形式还是不是哈贝马斯所讲的公共领域,这种看似左右逢源的说法剔除了公共领域的核心内涵,使之成为一副空架子,到最后,除了停留在学者纯概念性的演绎推理之外,真的成了毫无价值的摆设了。对于政府来说,公共领域的公共批判功能是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帮助维系政权,否则就可能成为政权的颠覆者。在当今社会,公共领域功能性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何看待公共领域,如果政府能够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与时俱进,积极变革,公共领域就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而如果政府限制自由,钳制舆论,逆势而为,固步自封,公共领域就会成为与政府对抗的“反动力量”。是的,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公共领域并不总能代表正义的一方,政府也并非总是邪恶的化身,公共领域能否被置于合适的位置,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