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认知失调的方法：解决情绪不悦的问题

认知失调是一种令人紧张和不悦的情绪状态，人们总是试图避免它，因而会促使人们采取一些措施恢复认知一致性。根据费斯廷格的观点，人们可以通过改变一种或多种不协调的认知来消除或减少不一致性并最终达到认知的一致。比如，我认为吸烟会致癌，在工作之前从未抽过烟，但是工作之后我在许多场合都抽过烟，这种认知间的不一致引发了我的失调，我感觉紧张而不悦，我感觉背弃了对自己的承诺，于是我试图寻求各种办法以缓解我的失调。我尝试改变对于吸烟的认识，从“吸烟会致癌”到“吸烟有可能致癌”，继而寻求一些证据支持我的认知，比如“某人生平一直吸烟，活到了九十几岁”“我爸妈的一位朋友不抽烟却得了肺癌”。这种个例虽然缺少统计学上的意义，但却让我的认知又恢复了一致，我觉得吸烟也没有那么严重。根据已有的研究，我们发现缓解失调的办法主要包括三种：合理化、付出正当化以及态度改变。这三种办法分别对应着三种认知失调情境：艰难决策情境、付出回报失衡情境以及诱导性/强制性依从（induced/forced compliance）情境。

（一）合理化

我们在进行艰难的决策时往往伴随着认知失调。因为不同的选择各有利弊，我们总是希望只选取我们需要的，而摒弃我们不需要的。然而鱼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选择其中一个方案时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个方案中对我们有利的要素。比如我需要购置一台笔记本电脑，我根据预算额度选择了同等价位的两台电脑，其中一台电脑CPU采用的是最新的处理芯片，运行速度快，但是显示屏的分辨率却比较差，另一台电脑刚好相反，屏幕是它的亮点而CPU一般。我对CPU和屏幕分辨率都有要求，但是奈何预算有限，不管做哪个决定都会让我产生失调感，因为都没有达到我的需求，与我的认知不一致。根据费斯廷格的观点，一旦你选择了其中一台电脑，认知失调的不悦感就会激发你的心理能量来减少失调感。你会选择合理化，你会告诉自己我这台电脑的CPU虽然不是最新的，但是他的运行速度足以满足我的日常需求了，而且这款CPU虽然没有另一台电脑快，但是功耗要低很多，这极大地减少了发热和耗电快的问题。而我之所以不选择另一台电脑是因为他的屏幕分辨率实在是太差了，直接影响了使用体验。这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有异曲同工之处。

已有的研究也证实了人们这种合理化自身决定的倾向。Knox和Inkster（1968）研究了赌马者对自己下注的马匹赢得比赛的信心。研究发现那些刚刚下注的人对自己的马匹更有信心，他们认为自己的马匹“很有可能”获胜。而那些等待下注的人则对自己即将做出的选择给出“有可能获胜”的预测，但是一旦他们下注之后，这种获胜的预测就会变成“很有可能”，甚至有的人认为“太有可能”获胜了。Knox和Inkster认为赌马者在未下注前，会关注与所选马匹相关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比如跑道过于潮湿可能影响马的发挥（负面信息），该匹马的骑手是个最佳骑手（正面信息）。但是一旦下注之后，赌马者就会努力缓解认知失调的状态，只关注与自己马匹相关的证明信息，而忽视负面的信息，从而合理化自己的决定，因而会表现出更大的自信。同样的，Frenkel和Doob（1976）在对美国选举中选民对自己所选候选人的态度研究中也发现了一样的结论，他们发现那些刚投完票的选民比那些等待投票的选民对自己的候选人表现出更大的信心。这也是因为一旦选定某个候选人后，人们会合理化自己的选举决定以避免认知失调，更多的关注与候选人相关的正面信息。如果选民在投票后依然去关注候选人的负面信息，难免会对自身的自我感知产生威胁，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睿智、公正的选民。

人们这种合理化决定的倾向不仅仅发生在做出决定后，也可以发生在决定之前。因为人类具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可以根据预知到的景象来调整现有的认知和行为。所以人们如果预知到会做出某种决定，那么在做出决定前就会采用合理化的方式来减少未来可能出现的认知失调（Wilson，Wheatley，Kurtz，Dumn，＆ Gilbert，2004）。比如上述购买电脑的例子，如果我预期到自己可能在两种电脑间选择屏幕分辨率更高的电脑，那么在做出决定前，我会考虑更多这台电脑的优点，增强购买这台电脑的合理性，如此在做出最终决定时可以不必那么艰难。该结论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无论是选择参观或者度假地，抑或是选择消费品或者候选人，人们一旦对某个选择有轻微的偏好，就会对之后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某种筛选或者扭曲以支持自己的原先偏好（Brownstein，2003；Russo，Medvec，＆ Meloy，1996；Russo，Meloy，＆ Medvec，1998；Simon，Krawczyk，＆ Holyoak，2004；Simon，Pham，Le，＆ Holyoak，2001）。追求爱情的人们尤其擅长使用这种前置的合理化策略。当一位女性被追求时，如果她对追求者有好感，未来有可能选择这位男性时，往往会忽视对方的缺点，更容易夸大对方的优点，甚至将对方的缺点看成是优点，比如将他的油腔滑调看成是一种幽默机智。如果她对追求者没有好感，未来不可能选择这位男性时，则会更加客观对待，甚至可能突出他的缺点，扭曲他的优点。

（二）付出正当化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我们的付出得不到回报时，容易产生认知失调，觉得沮丧，觉得难以接受。付出的努力越大，得不到回报时的失调感就会越强。这时我们会动用心理力量来对我们的付出进行正当化，以减少失调感。在中国，结婚前漫长的追求，丈母娘对女婿的考验以及结婚时对新郎的各种刁难就是利用付出正当化的策略来增强未来女婿的忠诚度。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抱得美人归之后，新郎为了让自己付出的努力更具价值，就会调整自己对新娘的认知，认为新娘是一个优秀的人，值得自己如此巨大的付出，哪怕新娘其实并没有如此优秀。这就是对认知失调的充分利用，正所谓得之易，失之易，得之难，失之亦难。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采取这种策略。比如，养狗人士会觉得那些不养狗的人缺少了很多乐趣；自己做出来的饭菜吃起来总是香的；自己亲手做出来的手工总是不舍得扔的，即使它比较难看。此外，心理治疗从不建议免费治疗，而是要收取一笔不菲的费用，也是这个原理。(www.xing528.com)

Kupa（1980）的一项提升学生自信心的干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者设置了两个实验组和一个对照组，一个实验组为标准治疗组，采用行为演练的方法提升被试的自信，另一个实验组为安慰剂组，要求学生每天进行大量的训练，实际没有治疗的效果。研究者告诉两个实验组这种疗法被证实可以有效提升自信心，对照组则不做任何干预。结果发现，不但标准治疗组的被试自信心有了显著提升，安慰剂组的被试也有了显著提升。虽然进行体能训练并非心理治疗方法，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果不能对这种努力加以正当化，就会产生认知失调，为了缓解这种失调，被试会认为自己的自信心真的得到了提升，并表现出更多的自信行为。

（三）态度改变

在诱导性（强制性）依从情境下，人们会被诱导或者被强制做一些与其核心自我感知（价值观、信仰等）相违背的行为，这种威胁自我感知的不一致会感到紧张、不适。面对已经做出的无法挽回的威胁自我感知的不一致行为，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改变自己的态度或者自我感知。初涉职场的年轻人总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在学校的教育中，是非曲直非常明确。然而走向社会后，情况却复杂得多，你可能需要做很多妥协，甚至说了很多谎言，你可能学会以前所不齿的官话、套话、假话、空话。随着时间慢慢地推移，年轻人会从开始的不适应、不认同到后来的如鱼得水，并且将形成的新的价值观灌输给年轻人或下一代。现实生活总是偏爱采用这种方法来重塑我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

众多实验已经证明诱导性（强制性）依从情境下，人们会通过改变态度来减少认知失调，恢复认知一致。上文提到“被禁玩具”的实验就是一个很好的经典范式实验，证实了强制性依从情境下人们的态度改变。除了Aronson和Carlsmith外，Freedman（1965）和Lepper（1973）都采用过这种范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被轻微恐吓不能玩被禁玩具的孩子，由于无法正当化自己的行为而选择改变自己的态度，认为自己不玩被禁玩具是因为它的确不好玩，这和先前的态度大相径庭。此外，Festinger和Carlsmith（1959）的一项开创性实验证实了诱导性依从情境对态度改变的影响。研究者要求实验组的被试完成一项非常枯燥的苦差事，被试需要将线轴一次次地摆放在盘子上，转动小钉板上的钉子，每次只能转动90度角，如此持续一小时。控制组的被试也需要完成相同的枯燥任务，不过在任务完成后，控制组的被试只需要评价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喜欢这个实验，而无须进行其他任务，评价结果可想而知，控制组普遍做出了低的评价。实验组的被试则需要进行下一阶段的任务，他们需要充当实验者的同盟向下一个被试（实为实验助手）表明这个任务是非常有趣的，将这个令人麻木、极其无聊的任务说成是十分有趣的其实是一种说谎行为。其中一半的被试会获得1美元作为报酬，另一半被试会获得20美元作为报酬。Festinger和Carlsmith认为获得1美元报酬的被试会产生认知失调，获得20美元报酬的被试则不会产生失调感，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因为1美元的极低报酬无法正当化他们的说谎行为，没有谁相信你会为了那么一点报酬就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因而这种失调的感觉迫使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做出新的评估：我真的认为这个实验无聊吗？或许它没那么无聊。这就如同一个被家暴的妻子如果选择隐忍往往容易产生失调感，她无法正当化自己为什么还要留下，为什么不报警的行为，那么久而久之她会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来达到认知一致：或许我还爱着他吧。但是如果他们有了孩子，妻子可能会通过“孩子需要一个健全的家庭”这样的理由来正当化自己的行为，就不会轻易改变自己对丈夫的态度。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得知人们在做出威胁自我感知的行为时，往往会通过态度改变的方法来缓解失调，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发现我们应当如何有效影响他人的态度。如果你希望他人做出你希望的行为，比如按时起床，好好工作，待人礼貌，保护环境，并且你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些行为背后所暗藏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内化成自己的核心自我感知，从而保证行为的持续性，那么你可以采用诱导性或强制性的刺激来促使他们迈出第一步。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刺激的量要控制在合适的程度，一旦刺激过量，人们容易将刺激作为自己行为正当化的理由，导致无法诱发认知失调。这一点在孩子的教育上尤为适用，当孩子缺少内部学习动机时，可以采用适当的诱导因素（比如零花钱）来塑造孩子的学习行为，但是需要确保的是你的诱导性因素要刚刚好。对于组织良好工作氛围的塑造也同样适用，如果你希望改善组织员工当前工作懈怠的状况，可以通过强制性依从迫使员工表现出良好的工作行为，但一定要控制强制性水平，水平过高，形成高压氛围，容易成为员工正当化行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