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与客户导向建设性偏差：企业员工多面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将前文的数据分析结果进行整合，并绘制成表。将人口学变量的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的结果汇总到表4-10，将组织学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的结果汇总到表4-11，如下所示。

表4-10　人口学变量对建设性偏差内容影响的多重比较结果（N=560）

表4-11　组织学变量对建设性偏差内容影响的多重比较结果（N=560）(www.xing528.com)

通过对不同人口学特征、不同组织背景员工在总体建设性偏差及其三个维度（组织导向建设性偏差、个体导向建设性偏差和客户导向建设性偏差）的差异比较，可以发现，在本研究所探讨的人口学特征变量和组织学特征变量中，大部分变量对员工建设性偏差存在显著影响，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基本得到了验证。

建设性偏差及其各维度在人口学变量方面的差异包括：（1）不同性别的企业员工在总体建设性偏差及其各维度上皆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得分高于女性。这可能是由于男性更富有冒险精神，敢于改善甚至违背不合时宜的组织规范或领导指令。（2）在年龄方面，“31—35岁”和“41—45岁”群体的客户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20—25岁”群体。年长的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威望具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他们更容易拿捏分寸，适时做出客户导向的建设性偏差，而“20—25岁”群体的员工，处于刚刚入职的阶段，他们对企业还不了解，他们的行为更倾向于遵守领导指令和组织的规范制度，谨防规范之外的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3）在学历方面，高中或中专学历水平群体的建设性偏差显著低于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群体；高中学历群体的组织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低于研究生及以上水平学历群体；初中及以下水平学历群体的个体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低于大专和本科学历群体。无论是总体建设性偏差、组织导向建设性偏差还是个体导向建设性偏差，高学历员工均比低学历员工表现出更多的出于积极意图的偏差行为，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员工的自我效能和自主性更高，他们认为自己对组织的积极变化负有责任，另外，高学历员工所从事工作类型可能要求其具有更高的主观能动性，而低学历员工在企业中大多从事的是最基层的、简单的操作性工作，操作流程比较成熟、详细，不需要进行建设性偏差行为。（4）在工作年限方面，“11—15年”群体和“15年以上”群体的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1—2年”群体及“6—10年”群体；“15年以上”群体的个体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1—2年”群体、“3—5年”群体和“6—10年”群体。可见，工作年限越长，员工表现出的建设性偏差或个体导向的建设性偏差越多。工作年限越长的员工，可能获得更多的来自领导、同事的社会支持，Galperin（2012）的研究表明为了使组织受益，有社会政治支持（Sociopolitical Support）（位于组织网络中成员的认可和支持）的个体更易背离组织规范。（5）在职务方面，高层管理人员的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其他人员；基层管理人员的个体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中层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的客户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其他人员。一方面，个体的工作角色或监督者身份意味着个体在组织中的正式权力与责任（Miceli ＆ Near，2002），这使得他们的建设性偏差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拥有渠道去获得信息和资源的个体并不需要通过违背组织规范来使组织获益，他们可以采取合乎规范的方式来达成目的，例如，Galperin（2012）的研究发现组织中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对建设性偏差有显著的负向预测力。这说明了员工职务对建设性偏差的影响尚不明确，还需要进一步地探讨其产生影响的内部机理。

建设性偏差在组织学特征变量方面的差异包括：（1）在组织规模方面，“1001人以上”群体在个体导向建设性偏差方面显著高于其他群体，“50人以下”群体的个体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501—1001”组。不同规模企业中员工的建设性偏差出现了两极现象，即大规模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员工的建设性偏差行为较多，究其原因，可能是小规模企业没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员工需要作出建设性偏差的情况比较多，而大规模企业意识到一成不变的管理体制可能不能应对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的挑战，因而较大规模的企业可能更为提倡变革、员工的创造性和建设性行为，即便这些行为可能会违背组织规范。（2）在工作小组规模方面，“21人及以上”群体的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11—15人”群体；“21人及以上”群体的组织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其他群体；“21人及以上”群体的个体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5人及以下”“6—10人”和“11—15人”群体，“16—20人”群体的个体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5人及以下”群体。总体而言，小组规模越大，建设性偏差行为越多，规模越大的团队，内部冲突越多（何威风、刘启亮，2010），较难达成一致的行为准则，团队成员容易因为各自不同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产生更多的建设性偏差。（3）在企业性质方面，民营企业群体的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群体，民营企业群体的组织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群体。这是由于民营企业的管理水平相对较低，多为人治，管理制度和角色较为模糊，这为建设性偏差行为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而国有企业或合资企业的管理水平相对较高，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较为规范明确，员工进行建设性偏差的可能性较低。（4）在行业属性方面，饮食服务业和商业群体的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交通运输业；制造业群体的个体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群体；制造业群体的客户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交通运输业群体，饮食服务业群体的客户导向建设性偏差显著高于其他群体。在商业群体中，尤其是饮食服务业中，企业的规则制度相对而言更为依赖情境，员工与客户的关系更为密切，客户对员工的服务或帮助能及时给予积极反馈，这种正面反馈将促进员工的建设性偏差行为。相较于商业和饮食服务业，制造业的规则灵活度以及与客户的紧密程度次之，而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有明确清晰的规章制度，并不看重与客户的沟通以及客户的反馈，因而呈现出较少的建设性偏差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