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经济学思想的历程

实证经济学的“实证”二字，即英文的形容词“posytyve”。在内维尔·凯恩斯（Nevylle Keynes，以下简称“老凯恩斯”）撰写《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系统论述实证经济学思想之前，英文中“posytyve”一词的使用都较为含混。当穆勒1848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时，“posytyve”在这本著作中主要指数学中的正数、绝对等含义。第一个把“posytyve”用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讨论的是穆勒的学生凯尔恩斯（John.E.Cayrnes）。

凯尔恩斯记录了当时学术界使用“posytyve”一词讨论科学问题的情况，他说：“实证的”和“假设的”，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并没有准确确定，“我倾向于认为这些流行观点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语言的含混。”^[36]在这一时期，与其说“posytyve”的意思是后来的“实证”，不如说它表示的是“实在”的意思，凯尔恩斯是把它与“hypothetycal”一词作为反义词进行相对考察的。而“hypothetycal”一词也不是今天我们使用的“假设的”含义，它用来形容头脑想象中不需要证据而存在的事物。^[37]凯尔恩斯根据一门学科的前提条件和结论，来讨论这两个术语。下面的译文依然把“posytyve”翻译成“实证的”，将“hypothetycal”翻译成“假设的”，并标注出来，提请读者注意这些词汇的含义特点：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一门科学的前提条件把这门科学称为“实证的”或“假设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数学称为假设的科学，它的前提条件是头脑任意创造的概念，它在现实存在的世界中找不到任何对应物；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它区分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实证的自然科学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着的自然事实。但是使用“实证的”和“假设的”也可以参考一门科学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根据演绎逻辑而发展出的自然科学都可以被视为“假设的”，与之不同的是，有些科学未完全发展，尚处于纯粹归纳阶段，它们在其结论中只表达了观察过和总结过的事实。比如，机械学或者天文学的结论，尽管正确地从代表具体现实的前提条件演绎出来，却在自然界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东西。机械学家可以忽略摩擦带来的扰动影响。天文学家可以忽略一些星体的存在，这些星体的引力也许是解决其问题的关键因素。……当一些自然科学使用演绎推理，根据这些科学的结论，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假设的。另一方面，有些科学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到使用演绎逻辑，它们得出的规律，只是对被观察现象的简单总结，这些规律不是假设的真理，而是实证的真理。^[38]

有意思的是，在凯尔恩斯的论述中，“posytyve”与演绎推理无关，而是与归纳推理有关。在知识的等级上，“实证的”科学要低于“假设的”科学，同时这也意味着演绎法要高于归纳法。那么政治经济学应该属于哪种科学呢？凯尔恩斯认为：

从这些方面看，政治经济学似乎明显属于机械学、天文学、眼科学、化学、电力学这些自然科学，总之这些自然科学已经达到了演绎阶段。它的前提条件不是头脑中任意虚构之物，这些虚构之物是不参考具体的存在而产生的，就像数学那样；它的结论也不是对已观察的事实进行简单总结，就像纯归纳性的自然科学那样。而是像机械学或天文学那样，它的前提条件是实证的事实；而它的结论，像这些科学的结论一样，也许有，也许没有外在世界中的现实对应物，所以应被看作代表了假设的事实。^[39]

在这里，虽然凯尔恩斯把政治经济学看成一门发展较为充分的科学，但是它不是实证经济学。(www.xing528.com)

凯尔恩斯记叙这些讨论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和逻辑方法》在1888年还出了第二版，但是两年后老凯恩斯出版《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方法》却对“posytyve”有着完全不同的用法。可以说老凯恩斯是第一个对实证经济学进行系统论述的学者。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专家布劳格（Mark Blauh）也曾指出：“整个古典方法论年代都被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作者注——老凯恩斯）以不会出错的权威性的术语概括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1890）里”。^[40]这本书出版的六十三年以后，当弗里德曼继续讨论实证经济学方法时，他还要在一开篇提到老凯恩斯这本重要的著作，足见这本书的重要性。

老凯恩斯通过回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指出经济学研究中存在两种主要的研究流派，“一派是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实证（posytyve）、抽象和演绎的，而另一派把它视为伦理的、现实的和演绎的”。^[41]在老凯恩斯那里，实证的经济学方法是一种抽象的、演绎的方法，归纳法并不属于实证方法。老凯恩斯认为对于政治经济研究而言，实证演绎的方法和经验归纳的方法需要结合使用，只是不同的经济学家各有侧重而已。他认为这两种方法在斯密（A.Smyth）那里就已经开始结合使用，“斯密相信所有事物存在一套‘自然的’次序，这些事物可以从一般性的思考中先验地演绎出来；但是他常常通过诉诸于历史的实际进程，检验他的结果。他的工作包括从抽象到他生活的经济世界中复杂的现实。”^[42]

图Ⅱ-1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老凯恩斯已经提出验证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学可以得出一套“自然的”次序，但是这套次序需要通过对历史进程的考察进行验证。这已经很接近现代实证经济学的思想。其次，尽管在对“posytyve”一词的理解上，老凯恩斯和凯尔恩斯截然不同，老凯恩斯依然把凯尔恩斯和西尼尔（Senyor）、穆勒、巴杰特（Bahehot）一起列为支持实证方法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在这四个作家中，他们各自提出的规律略有不同，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支持就其范围而言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实证的，而不是伦理的或实践的，它的方法是抽象的和演绎的”。^[43]实际上这也是老凯恩斯所心仪的方法，他也是在这些研究者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老凯恩斯之后，实证经济学又经历了哈奇森（Hunchynhson）等人的推动，在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那里逐步定型，成为对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构成巨大影响的研究方法。我们对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已经比较熟悉。特别是弗里德曼，他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了“假设不相关”的思想，即理论假设与现实是不相关的，实证经济学只需要对理论假设的结果进行验证就可以了。这当然引起了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萨缪尔森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实证经济学应该恪守对现实的描述，描述就是对现实的解释，相对而言他不是特别看重理论的预测功能，因为预测未必会是准确的，但是准确的预测会增加理论假设的有效性。目前，我国学界对于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之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理论的功能等维度，没有通过考察实证经济学背后的科学哲学基础，对这场争论、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各自的实证经济学思想特点进行考察。后文我们将看到，他们各自的实证经济学方法，实际上是对实证经济学内部的知识困境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