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对韦伯的批判：探究好的社会科学

韦伯意图建立一种具有客观性的社会科学，但是对于社会现象来说，到处都充满了主观判断，而只有事实是具有客观性的。所以，即便对于价值来说，只要找到与价值相关的事实，或者说关涉价值的事实，就可以把价值进行客观化的处理。而对于这个关涉价值的事实，其具体内容是什么，研究者不能给予评价，这样就避免了价值判断。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过，韦伯认定，如何确立价值是信仰的事情，与逻辑思维无关。可果真是这样吗？这遭到了列奥·施特劳斯的严重质疑。

在施特劳斯眼里，韦伯的思想资源之一就是“某些新康德派所理解的康德观点”。^[21]对于康德来说，信仰是人类理性无法触及的境地，所以信仰和理性是截然相分的。那么，归属于信仰的价值判断问题，那些与“应该”有关的问题，在韦伯眼里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知识”。^[22]施特劳斯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内容认为：

目的被给定的方式，无论它是否不同于手段的方式，目的和手段有着相同的归属；所以“目的属于与手段相同的科学”。^[23]

在施特劳斯看来，以科学和理性的方式确定目的，然后才能进一步确定实现目的的手段。这样社会科学才能起到“真正地制定决策”的作用。而韦伯把社会科学的任务限定在澄清这些价值上，这样显然弱化了社会科学的实践作用。人们也不会明白，在历史上那么多的价值观，究竟孰是孰非。

图Ⅰ-2　列奥·施特劳斯

那么关于目的的社会科学究竟如何可能呢？或者说，理性是如何体现在价值判断中的呢？在判定各种价值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显然是有关价值的社会科学需要探寻的东西，这个标准就是自然正确。在施特劳斯看来，当人们发现哲学，自然就被人找到了，当人们发现政治哲学，自然正确就被找到了，尽管政治哲学的出现要晚于哲学的出现。当我们了解发现哲学的过程，其实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在施特劳斯看来，有关价值的社会科学是可能的。

在哲学产生之前，各个民族有着自己的神圣法典，这些神圣法典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哪种法典才是正确的，哪种对于初始事物的记述才是真实的”。这样，有关正确的问题成了“人们探询的对象”。“好的与祖传的这两者之间不再能够径直等同，而是有着根本的区别”。对于一个游历众多地方、了解各地风俗的人来说，都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眼见”了各地不同风俗的人，会比较自己“耳听”来的有关自己民族的神圣律令，这样他能对自己民族的“神圣法典和有关初始事物的神圣记述”做出检验，这个检验的标准“来自在人类知识所完全能够把握的事物上指引我们的准则”。除了“耳听”与“眼见”的区别可以带领人们探索自然以外，“人工的或人为的事物与非人为的事物”之间的区分，也可以让人们探索究竟什么是初始事物。人为的事物，其产生显然后于人的产生，而人的产生显然又后于非人为事物的产生。“初始事物以与所有以盘算产生事物的方式根本不同的途径，产生了所有其他事物”。这个初始事物就是自然，对自然的发现是“超越历史、超越社会、超越道德和超越宗教的”。^[24]另外在这种对自然的发现过程中，人类可以利用的工具就是他们的理性。

如果把施特劳斯这种关于自然之发现的论述，运用到韦伯的那些关涉价值的事实上，在那么多有关不同价值的事实之上，人们自然可以发问：在这些价值之前，还有没有更原初的东西，也就是还有没有自然的正确、自然的善？而一旦发现这种自然正确的存在，在判断各个民族、各个团体和各个个人的价值时，就有了标准和分析的基础。这个自然的善是客观的，这个“始终如一、不会损毁的事物比之并非始终如一的事物，是更加真实的存在”。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倘若不是存在着某种持久而永恒的事物，显明可见的变化就不可能发生”。^[25]于是，因为在各种价值观念之上存在着自然的正确和善，有关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是可以存在的。(www.xing528.com)

除了对社会科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认识以外，施特劳斯对韦伯所理解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遵循事实的客观性并保持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value-free）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基于事实客观性同时杜绝价值判断，不能确保研究者正确地认识历史。

施特劳斯说：

我们就社会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取决于我们兴趣的指向或我们的观点，而这一切又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念又是历史上相对的。因而，社会科学的实质在根本上是历史性的，因为正是价值观念和兴趣指向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全部概念框架。^[26]

只要是涉及人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就无法拒绝人的主观性因素，即便在自然科学中也是如此，所以“任何发现的重要性和意义都取决于价值观念，因此也就取决于历史上不断变迁的各种原则”，而这种状况“对于每一门科学都是一样的”。^[27]至于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我们在面对历史材料的时候，如何能意识到某些材料与价值问题相关，显然我们自己对某种特定的价值问题是有所判断的，对这种价值问题的兴趣，吸引我们找到那些关涉这种价值的判断。“价值关涉（reference to values）就预设了人们对于价值的欣赏”，这种欣赏“使得社会科学家们能够也迫使他们去评价社会现象”。所以施特劳斯说：

价值关涉与中立态度是不相容的，它绝不会是“纯粹理论性”的。但是非中立性并不必然意味着赞成，它也可能意味着拒绝。事实上，既然各种价值互不相容，赞成某种价值就必然意味着拒绝某一种或几种价值，只有在接受或拒绝价值，接受或拒绝“终极价值”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对象才能呈现出来。^[28]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施特劳斯所说的价值关涉与中立态度的不相容性。如果两个有着不同背景的历史学家，阅读同样的历史材料，即便他们真的按照韦伯的设想，从历史材料中按照发生学的原则，寻找到某些理想类型，他们之间的理想类型会是一样的吗？对此人们很难做出保证。所以，完全的价值中立几乎是很难做到的。

此外，施特劳斯还认为，韦伯基于事实客观性和价值中立而建构的理想类型，也未必能了解历史之真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对古典著作的研究上。施特劳斯认为：“想当然地认为客观的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严肃地对待那些过去的思想。”因为在过去的思想家看来，“客观的价值判断乃是可能的”。^[29]这导致韦伯对柏拉图的理解出现了偏差。韦伯相信柏拉图的记述也是忠于事实的，柏拉图本人不可能做出什么价值判断。所以他把柏拉图描述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实际上柏拉图的全部著作可以看作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30]这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韦伯对修昔底德的理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