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厂商理论其实与台球手准确击球是类似的，在弗里德曼看来，商人同台球手一样，也可以假设成为机器人，所以其假说前提是：“仿佛他们知道有关的成本和需求函数，能够计算他们可能采取的所有行动所带来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并使他们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恰好进行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程度”。[24]因为用“仿佛法”三类比做了铺垫，所以弗里德曼就直接认为，在厂商理论中，不必考虑假说前提是否现实，也就是说，即使在实践中，商人不按照产品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情况考虑问题，只要经济学家能对商人的行为做出成功预测，这个理论就是合理的。但是，厂商理论的假说前提真的与现实没有丝毫关系吗？
本书之前已经提到过弗里德曼写作此文的目的，是回应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缺乏现实性的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凡勃伦（Veblen）和康芒斯（Commons）这样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25]我们知道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承袭了德国历史学派和英国历史主义者的一些传统”，他们反对寻求不变的自然规律；在方法上，反对抽象法和理性人假说。在他们看来经济现象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从经济现象中根本提取不出什么理论，因为历史是千差万别的。[26]所以当面对所有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制度学派都会以不符合历史现实为由，加以拒斥。其实，弗里德曼在反驳制度学派的时候，已经抓住了要害问题，即描述性地还原历史现实是无法从中提取理论的，经济理论具有有效性，但是经济理论不可能分毫不差地符合历史现实，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经济学确实是“描述性非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理论不可能存在。然而遗憾的是，在说明了这一点之后，弗里德曼却使用了所谓“仿佛法”要把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方法，硬性移植到社会科学方法中。在这个过程中，让人们怀疑的是，他所讨论的“非现实性”已经不再是“描述性的非现实”，而是本质性的“非现实”。台球手、企业家都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数学机器，他们再也没有了普通人都拥有的直观判断。但是新古典厂商理论从本质上说并非脱离现实。
图3-3 约翰·洛克斯·康芒斯
弗里德曼所说的这个经济学假说来源于张伯伦（E.H.Chamberlyn）的《垄断竞争理论》。张伯伦认为，在垄断的情况下，供求关系影响下的“均衡数量是由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来确定的”，在张伯伦的理论中，马歇尔（A.Marshall）的供给曲线，在垄断的情况下，变成了单一寡头的边际成本曲线。这样均衡数量以及均衡价格的制定，只需要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就可以了。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概念在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1933）和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中得到了广泛使用，但是在之前的很长时期，它们就成为“个别事例中的对最大限度化的两项指标”。[27]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把边际方法运用到收益和成本分析。边际方法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体会到的，我们不能说这是不现实的。杰文斯（Jevons）在1860年就意识到一条极为重要的公理，“随着一个人所消费的任一商品（例如进餐）数量的增加，得自所用的最后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减少的。”这是经济学家第一次意识到边际问题是人类行为中的一条公理。[28]我们不难理解从边际效用如何引申出边际收益的问题。而在之前，李嘉图（D.Rycardo）的“级差地租”理论已经涉及了边际成本的问题。[29]张伯伦的工作，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推论，即对于垄断市场来说，处于其均衡点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便制度学派千方百计否定其现实性，但是边际思想既然是公理，则必然是具有普遍的真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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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
但是，当弗里德曼把企业家“仿佛”成了机器人，这种所有人都能体验到的公理，被人遗忘了，经济科学与现实的关系被抹杀了。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无法询问研究对象，它们是否具有某种属性，但是对于社会科学，我们是可以了解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某种本质属性的，因为我们就是研究对象。这其实是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而具有的先天的优势，但是在弗里德曼眼里，这却成为了某种劣势。弗里德曼认为：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之间的互相关系，而且研究者本身就是被研究的对象的一部分。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的研究者与被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个事实使得社会科学家在能够得到一系列自然科学家无法得到的资料的同时，也使得社会科学家难以保持客观的态度。[30]
弗里德曼的意图显然是要让社会科学更加客观，但是这个客观指的是什么呢？对于他而言，真正的客观不可能建立在心理学上，尽管边际效用就是基于心理学的公理。弗里德曼对心理学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他批评经济学“依赖于过时的心理学”，认为经济学“必然随着心理学的每一次新发展而进行重建”。[31]显然他不认为心理学有什么公理，心理学理论是飘忽不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构造假说需要灵感、直觉与创新，“这个过程必须在心理学范畴中进行讨论”。
实证科学的客观性，在弗里德曼看来，应该体现在收集材料的数据化和推理的数学化。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在他所举的“仿佛法”三个事例中，都提到了数学公式的重要作用。而经济现象只有用数据进行表达，才能为数学方法的使用提供便利。弗里德曼是用统计数据推翻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说，用数据推翻了斜率为正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但是他却忽视了人类经验的直观性对经济学理论建设的帮助，而这些曾经对于经济学理论建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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