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仿佛法”的后两个类比,弗里德曼实现了为新古典最大化假说进行辩护的过渡。[20]而更进一步说,这个过渡还包括了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之上。
在树叶喜光性的例子中,弗里德曼同样运用了“仿佛”这样的修辞方法,使得论证朝有利于自己结论的方向进行。在这个例子中,假说前提是:树叶像人一样,“好像有意使它所能得到的阳光数量最大化那样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它可以通过物理学法则确定不同位置可以得到的阳光数量。这个假说前提的非现实性体现在拟人问题上,显然树叶不是人,它不可能“‘有意地’或者有意识地‘试图’做什么事,他们也没有上过学并学会计算‘最优’位置所必需的有关科学法则或数学法则,而且不能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这个假说前提“显然是不真实的”,但是他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修辞呢?如果他简单地把假说前提归纳为:阳光对树叶的生长有正面的影响,显然就很难论证这个命题不现实。所有人都认可阳光多的地方,树叶生长茂密,至于树叶有没有意识,这个问题同人们所需要讨论的核心内容——树叶的密度,毫无关系。硬要作这样的假设,其实有些画蛇添足,但是对于弗里德曼来说,这多出来的蛇足却可以简单地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即支持自己的观点:只要“它的含义与观察结果是一致的,所以,它似乎非常合理”,[21]也就是说,只要假说能便于获得准确的预测,它就是合理的。
与树叶喜光性的类比相同,专业台球手的类比,其假说前提是:专业台球手仿佛“知道那些将会给出台球最优运行方向的复杂的数学公式,能够用眼睛对角度等描述台球位置的变量进行准确的估计,能够根据这个公式进行闪电般的计算,并且能够使台球按照公式给出的方向运动”,[22]在这个假说前提中,专业台球手像是被假设成了一个机器人,有着电脑一样的计算,这自然与现实情况不符合。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准确预测出台球手击球的球路,这个假设就是合理的。(www.xing528.com)
李和平先生在归纳树叶喜光性的类比和台球手准确击球的类比时,认为他们的共性是:“以生存的结局来解释能够生存的原因或依据。”[23]树叶和台球手都是存在者,阳光多的地方树叶多,台球手准确击球,都是某种生存的情境、生存的结局。而导致这些结局的是某种原因或依据,比如树叶喜光,或者台球手的某种状况。当我们把落体运动的类比考虑进来,我们就会发现,从落体,经过树叶到人,弗里德曼把研究的对象从无生命体,经过有生命体延伸到了人(我们自身),他想说明,既然有关无生命体、有生命体的理论,其假说前提可以不考虑是否具有现实性,那么有关人的理论,其假说前提也可以不考虑其现实性。这样他就可以过渡到新古典经济学有关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论上来。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就像弗里德曼没有成功证明在自然科学中,理论的假设前提从本质上与现实无关一样,他也没有证明社会科学中,理论的假设前提与现实无关。所谓“仿佛法”只是一种修辞方法,它不能取代严谨的逻辑证明。而恰恰正是这一点,让他忽视了,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假设前提与现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甚至可以说,社会科学可能比自然科学更接近现实,所以它可能比自然科学更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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