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把经济学归为实证科学,首先就否定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相比,具有某种特殊性。他反对人们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行为,而“将经济学及其他类似的社会科学看作是更加接近于哲学的分支,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分支”。[3]所以他首先要论述的是实证科学究竟是什么。
在弗里德曼看来,实证科学理论是由这样两个元素构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语言,被构想出来以提升‘系统的、有组织的推理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由许多实质性的假说组成的体系,被构想出来用以从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本质性的特征”。[4]
如果把实证理论看成一种语言,它其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它所包含的只是许多重言命题,它是一个“语汇编排系统,用来把经验材料组织起来”,这样就“便于我们对它进行理解”。对它进行评价的标准,无非是“这些范畴是不是被清晰而准确地加以定义了?它们能否使论述得以详尽?我们是否知道把每个独立的部分编排到什么地方,或者是否存在巨大的歧义?大标题和子标题构成的体系是否能使我们迅速地找到我们想要的论述部分,还是我们要一处一处地寻找?我们想要思考的这些论述部分是否被天衣无缝地编排到了一起?这个语汇编排系统是否避免了循环定义?”[5]在语言的意义上,理论不过是一种使论证变得清晰明了的工具,这里的标准是逻辑的清晰性和定义的准确性。就这个层面而言,弗里德曼并不想多说什么,因为他所要阐述的实证科学方法论与此并无多大联系。他所关心的是,作为实质性假说体系,实证理论究竟是什么。
图3-1 米尔顿·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说,作为“由许多实质性的假说组成的体系”,实证理论“从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本质性的特征”。这句话其实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弗里德曼的看法。首先,实证理论在内容上是由一个或一些实质性假说组成的;其次,实证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它说明了某种本质性特征(essentyal feature)。
在有关假说的问题上,弗里德曼并不想直接告诉读者怎么构造假说,他急于说明的是,如何检验假说。他说:“对一种假说的‘合理性’进行的唯一有效的检验,是将这种假说的预测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只有实际证据才能说明这种理论是应该暂时地‘被接受’还是应该‘被拒绝’”。这里,弗里德曼很明确地表达了实证主义的试错模式,理论一旦“被拒绝”,它就永远地“被拒绝”,除非对其进行修正,但是当它“接受”,就只是“暂时地‘被接受’”。弗里德曼清楚地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实际证据永远都不能‘证实’一种假说,它只可能无法证伪这种假说”。[6]所以,不可能存在一种永远正确的理论,那么理论也不能真正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本质性特征,因为“本质(essence)”是不可变的。[7]这里,弗里德曼的思想体现了实证主义的一个特点,即不相信人们能认识到事物的永恒特征,尽管人们可能会逼近它。进一步说,人类的知识是无法给出有关事物的永恒属性的,当然人类知识的作用也就不是真正了解事物,而是对现象进行预测。
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设计理论假说的问题上,弗里德曼重检验,而轻建构。因为他觉得:“如果有一种假说与可以得到的证据是一致的,那么,一定还有无数的其他假说也与这些证据是一致的”。因此,“人们在那些与可得到的证据具有相同的一致性的替代性假说之间进行的选择,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随意进行的”。[8]所以在操作上,我们是用现实证据来检验假说所作的预测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假说就是有效的,至于当初人们是怎么想出这个假说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检验预测效果。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对理论现实性的误解也就存在于此,即把用现实证据检验预测效果,误解成用现实经验检验理论假说。(www.xing528.com)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了解假说的结构。假说是由前提(assumptyon)和推论(ymplycatyon)组成的。所谓构造假说,其实就是构造出假说的前提,有了假说的前提,根据正确的逻辑推理,就可以得到假说的推论,而当我们说检验假说的时候,指的就是检验假说的推论。构造假说前提和检验假说推论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在这两个不同的过程中,经验证据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说:“一种假说要归纳或‘解释’某些现象,而关于这些现象的全面而具综合性的证据,除了在提出新的假说时具有明显的价值之外,在保证该假说解释其意图解释的问题时,也是必需的——即对于这些现象来说,假说的推论事先不能与已经被观察到的经验相矛盾。”[9]要了解一种假说是否有效,自然要检验假说,检验假说,即是要检验假说的推论,但是有时我们很难通过检验推论与经验证据是否具有一致性,从而检验假说是否有效。因为对于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比如天文学)而言,我们无法进行受控实验,在理想的实验环境中,对假设的推论进行检验。于是人们想出了一种补充方法,即对假说的前提进行检验,看看是否前提同现实中的经验证据相一致。但是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广泛相信的这种观点不仅是根本错误的,而且造成了许多危害。”这是为什么呢?这里,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一般而言,理论越重要,假设前提越不现实。”[10]这引出了理论是对现实抽象的问题。
理论对现实的抽象,其实指的只是在构造假说前提时,前提与现实的经验证据具有怎样的关系。弗里德曼说:我们可以看出,弗里德曼所说的假设前提不现实,指的只是所谓“在描述上是非真的”,就是指,假说的前提不可能像照相机一样,把所有的现实条件都复制下来,而描述所要做的事情,则是忠实于现实中的描述对象,一丝一毫都要记录。假说抽象出那些对现象会起到作用的因素,而把那些不会产生影响的因素忽略掉,这就是假说对现实的抽象。但是“在描述上的非真”,是否也意味着前提所抽象出来的那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实质上(substantyvely)说是非真的,或者说,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呢?弗里德曼并没有回答。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弗里德曼所谓“理论越重要,假设前提越不现实”这个命题,其实有个条件,即描述上不现实,但是当我们问,假设前提是否在实质上是非真的,似乎这个命题并不能得到证明,因为假说从现实中抽象出的那些关键因素在现实中也可能是存在的。如果这个命题不能得到证明,那么弗里德曼就不能阻止别人通过讨论假说前提在实质上是否是真的,或者说是现实的,进而讨论假说的有效性。
如果假说用很少的笔墨“解释了”很多内容,也就是说,有待解释的现象周围存在着大量错综复杂的条件,如果一种假说能从中抽象出共同而关键的因素,并只以这些因素为基础得出正确的预测,那么这种假说就是重要的。所以,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假说,假说的前提部分必然会在描述上是非真的;它不会考虑许多其他的伴随性的条件,也不会对其进行解释,因为它之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在于它证明了这些条件与其试图解释的现象是无关的。[11]
图3-2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书影(1953年第一版)
弗里德曼接着举了一个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有关“完全竞争”或“完全垄断”的例子,他认为“完全竞争”或“完全垄断”,作为假说的前提,是对现实的一种不真实的描述。当然,从弗里德曼的角度说,他证明这个假说是有效的,因为以“完全竞争”或“完全垄断”为前提的假说,所得出的推论得到了现实证据的支持。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完全竞争”或“完全垄断”在现实中不存在,它在描述上非真,但是垄断或竞争确实存在,尽管它们可能是局部性的,在程度上不像假说中所指的那么大,这通过我们的经验就可以知道。
弗里德曼在提出自己对实证科学方法论的认识之后,即举出了所谓的“仿佛法”三类比,以此为例,进一步说明自己对实证科学方法论的思想,并把这种方法论推广到自己所熟悉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进而为新古典经济学进行辩护。下面我们将对这三个类比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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