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对经验主义与归纳法的批评与分析

什么是经验主义呢？米塞斯认为，经验主义认为“从历史数据中得出经验规律”^[39]是可能的。这是一个简单而高度概括的描述，不过它确实抓住了经验主义的要害。在方法论上，经验主义盛行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米塞斯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描述其实就是对经验主义方法论的介绍，他说：在自然科学中，因为在观察到的现象中，要素众多，而且我们无法从本质上把握这些要素，很难确定哪个要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很难确定变动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有时面对复杂的自然现象，一方面通过归纳已有的数据和材料，得出一个命题，作为假说，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新的经验证据是否与假说推导出的预测相吻合，考察这个假说是否正确。但是对于经验主义的归纳和检验这两种做法，米塞斯都不满意。我们先说米塞斯对通过检验考察理论这一做法的批评。

自然科学用以发现现象规律的方法始于观察。但是，只有当建构了一种假说（hypothesys）才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假说即一个命题，它并非简单地从观察和经验中浮现出来。因为这些观察和经验总是把复杂的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些现象中，各种要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们不能确定哪种要素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假说宣称自己具有普遍有效性，这是它的决定性特征，在这种普遍有效性之下，它已然在知识上对经验进行了详述。用以构建命题的经验总是局限于过去；经验关涉的总是一个发生在某个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的现象。但是，所谓命题具有普遍有效性，也意味着命题可以被运用到过去和未来发生的所有现象中。它是以不完善的归纳为基础的。^[40]

图2-4　米塞斯《人的行为》（1949年第一版）

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可以通过实验而获得新的经验证据，对假说进行检验。当“有人要测试是否新的经验同假说所要求的预期相符”，这样的证明方法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控制实验的条件是可能的，以及实验中可以观察到的恒量关系是存在的，而且这些恒量关系的大小可以用数字加以确定。”^[41]这里，米塞斯指明了自然科学实验之所以能精确检验理论假说的原因，它具备两个特点。首先，实验条件可以控制，这样就可以模拟假说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保证只有假说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存在，而略去假说不需要的条件，删除干扰因素。其次，除了可以控制条件因素以外，实验中还需要存在可以观察的恒量，这样才能保证实验真正可控制，如果研究对象中的各个要素都是变量，那么实验室所提供我们观察的经验现象，也只是混沌一片，让人毫无头绪。当然，能确定恒量存在，还隐含了一个条件，就是实验是可以量度的，这也是保证实验具有精确性和可以控制的一个前提。否则我们无法了解研究对象中的各个要素中，恒量是否恒定，变量是否变动，如果变量发生变化，变动的幅度大小是多少。比如在实验室环境中进行重力实验，物体的质量是恒定不变的，由此我们可以考察其在下落过程中速度、动量等一系列变量的变化情况，而这些要素都是可以量度的。

但是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不可能通过实验检验理论，因为上述两个前提都不能实现。米塞斯说：“我们既不可能进行可控的实验以观察影响变化的那些决定因素，也不可能发现有恒量存在。”首先，我们不可能在实验室里模拟一个小社会，而且这个社会所处的环境条件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弗里德曼会反驳米塞斯，他会说：“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也同样无法进行受控实验，如天文学。”^[42]但是这里就涉及是否可以观察到恒量存在的问题了，在天文学中，某个具体天体的质量大致是恒定的，可以理解为恒量。而在社会中，很难找到哪个是恒量，比如一个人每天摄取实物的热量都是难以确定的；比如人对商品的需求总在发生变化；也许因为没有出太阳，某个小姑娘或许就会多吃或少吃一个冰淇淋。另外，社会科学中，度量其实也相对较难实现。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可以用数字表示偏好的先后，比如在一个人的需求序列中，1表示一个鸡蛋，2表示一斤猪肉，对一斤猪肉的偏好大于对一个鸡蛋的偏好。但是到底大多少，这个谁也不知道，这种偏好是难以度量的。^[43]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米塞斯反对通过经验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这样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恰恰是弗里德曼所提倡的。对于经验主义而言，理论假说一方面要通过新的经验证据加以验证，另一方面理论假说中的命题又是通过对旧经验的归纳才得以建构的。同样，对于归纳法，米塞斯也是不满的。

首先，在米塞斯看来，归纳法在自然科学中的运用并不理想。我们知道，近代科学发展史中，培根对归纳法的提倡是最为积极的，但是米塞斯却说：“培根和大多数推崇他理论的人都没有什么成就可言，而大多数成功的研究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看法。”米塞斯举例说，伽利略就“宣称惯用的完善的归纳法是具有不确定性的”。伽利略本人就没有通过归纳法进行研究，相反他只是分析了一个案例，“从中他得出了可以在实验室中加以证明的定律”。^[44]米塞斯说：

有价值的不是数据，而是处理他们的头脑。伽利略、牛顿、李嘉图、门格尔和弗洛伊德用以做出伟大发现的那些数据，也摆在他们的同代人以及难以计数的前代人面前。……只有拥有必要的智力天赋和人格力量的人，才能唤醒心中的力量，完成壮举，取得科学成果。当然，如果不是掌握的科学技术和文献提供了基础，什么成就也得不到。但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思想家的人格特质中。^[45]

在这里，米塞斯举出了事实，说明归纳法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贡献并不大。自然科学的成就往往是来自对单一事件和例子中某些决定性要素的发现。但是，米塞斯对此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是遗憾的。这里他显露出一些神秘主义的特点，把自然科学中那些对数据进行处理的独特方法归因于科学天才的禀赋。尽管或许这可能是由于米塞斯缺乏对自然科学的了解，但是偏离方法本身，却是不严谨的。(www.xing528.com)

显然，在社会科学领域，米塞斯的分析更有经验，他对归纳法在社会科学上的运用进行的分析，集中在他对马克斯·韦伯的批评上。

图2-5　1879年韦伯（左）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

我曾经有专文论述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46]韦伯把社会科学理解为经验科学，在方法上采用归纳法。历史学家的工作在于收集和整理大量历史材料，然后从中得出一些概念化的研究工具——理想类型。对于理想类型，韦伯是这样理解的：

分散的和不具连续性的个体现象在这个地方会大量出现，在那里又出现得很少，有时就根本不出现。通过单方面地强化一个或几个特征，通过整合成对大量的这些个体现象进行的概念化描述，当然这些分散且不具连续性的个体现象是与这些单方面强化的特征相一致的，（理想类型）实现了。^[47]

在韦伯看来，理论和理想类型的功用在于对个体现象的描述，只是在描述中可以强调出现象的某些特征。其实理想类型是通过对个体现象的归纳而得出的，得出它也只是为在将来研究新现象和新材料时，便于对这些现象和材料进行分析解释，但是它也不能保证新现象和新材料会出现同旧有材料相同的情况，不然韦伯就不会说，“这个地方会大量出现，在那里又出现得很少，有时就根本不出现”。在韦伯看来，理论始终是一个参考工具，它不具有现实性，其地位也低于现实。而历史研究面对的是经验现实构成的世界。此外，理论都是具体的理论，其中展现出的逻辑关系也是具体的逻辑关系，不具有超验或先验的特点。“对他来说，社会科学在逻辑上只能被看作是一种特别的、有限的历史研究”。

这些对理论的看法是米塞斯无法接受的。米塞斯认为，概念的获得不是通过归纳现实材料而获得的。他说：“概念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也没有地方可以找；它们属于思想的领域。它们是知识工具，通过它们我们在思想中试着掌握现实。”米塞斯认为：

获得它们是通过思考，这种思考能理解在每个人所考虑的个体现象中包含了什么。构建这个或那个概念，从而能以一种在逻辑上无可辩驳而且能正确掌握现实的方式，真正成就这个想法，要确定是否能实现这一点，这是科学的任务之一，而科学的逻辑特征是争论的主题所在。这里吸引我们的不是个体概念和命题的材料真实性的问题，也不是把它们联系成一个体系的理论构架的问题，而是阐述这样的命题在逻辑上的可行性和便利性的问题，更不要说它们对获得科学所树立的目标是必要的。^[48]

米塞斯要求科学能对个体现象进行理解，而理解工具，即概念，是要能掌握现实的，这与韦伯从归纳法得出的概念明显不同。那么，为什么米塞斯所说的概念就能掌握现实呢？之前我们已经提到米塞斯认为人的行动是具有先验性的，而这些概念就是对先验性的人类行动的总结，所以它们必然也有先验性。在理解个体现象和材料时，人们是在调动思想中那些先验的概念，它们是可以从思想者个体的经验中获得的。

米塞斯对归纳法的反对，是基于他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在方法上批评归纳法，其根本在于反对经验科学的某些观念，简言之，即经验科学认为作为观察者，人永远无法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特性是什么，所以理论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理论需要随着新材料新经验的发现而被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