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知道理论的工具，是从现象中抽象或者还原出最简单但确实最本质的因素后，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对于理论经济学来说，它应该如何对现实进行还原和抽象呢？在这一点上，门格尔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想法，即把“自利”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他说：
人在其经济活动中，总是受同一种动机，即“自利”之引导，随意而为（arbytraryness）的因素才是不需要考虑的，只有这时，人的每一个行为才能够被严格地予以确定。只有依靠自利的教条，经济的规律才是可以设想的。因而，只有借助这一教条，我们也才能设想存在那种精确意义上的经济学。[14]
当人们确定什么是经济活动的时候，标准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否以自利为动机。德国历史学派意图否定自利动机的存在，他们认为现实中，“不管是一般性行为还是经济性行为中，都并不止受某一种动机指引”。并据此意图否定斯密的出发点——自利的教条。但是这么做，理论经济学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15]——自利教条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提条件。(www.xing528.com)
人们在自利原则的驱动下，会造成怎样的活动，形成怎样的现象形态，这是理论经济学的内容所在。门格尔进一步定义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理论经济学只是对人之行为的某个方面进行抽象和还原。在门格尔看来，这种方法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存在，斯密更是用这种方法来总结经济行为，并由此创立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
“政治经济学的精确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教我们以精确的方式探究并理解经济人（economyc man）在满足其物质需求的活动中其自利之心的种种表现形态。也因此，这种理论的任务并不是教我们全面地理解整个社会现象，甚至全面地理解整个人类现象，事实上，它的任务甚至也不是全面地理解那些通常被称为“经济性”的社会现象之整体。它的任务仅仅在于让我们理解人生活的某一个别方面，它可能确实是最重要的方面，即经济的一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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