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与集体行动的关系

尽管个人的自愿行动提供了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可能性，但政府的强制更有现实性。因为政府的本性就是运用强制并有能力使消费和生产模式偏离效用最大化的个人或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所偏好的模式（史蒂文斯，1999）166。然而，人们接受政府强制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强制或政策的效果，因此，一项有效的政策必须充分反映公众的意愿。

几个世纪以来的道德哲学家一直在寻求为了集体利益而抑制个人私利而无需牺牲个人自由和尊严的途径。卢梭认为：“问题是找到一种团体形式，它会以整体的共同力量，维护和保护每一个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并在团体内，每个人在他自己和他人联合的同时，仍然可以依从他自己，从而保证了如同过去一样的自由。”（卢梭，2003）卢梭解决问题的理想方式是通过一个普遍接受的社会契约以界定国家和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从而协调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由于公民需求存在差异，希望所有公民对同一份契约有同一的接受程度是不现实的，甚至不排除有人反对契约内容的实施。也就是说，对所有公民而言，他们可能不会一致同意同一份契约。如何协调全体公民或集体成员的意愿，便成了政策实施或政府强制的一个前置性问题。在民主体制下，投票作为集体决策或社会决策的方法^[12]，为直接的政府强制行为提供了民主化手段。(www.xing528.com)

运用投票方法，必须首先制定并认同投票规则，包括选票或投票权的分配规则和投票决定规则。不同的投票规则对集体决策结果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参与者的权益或财富分布。一致同意规则保证了效率上的帕累托改善，但现实中的很多情况下很难达到。任何低于一致同意的规则都不同程度地未能考虑某个、某些或更多个人的损失而只关注集体行动的总体结果，于是，必然出现有人或者会蒙受损失或比其他人得到了更少的利益。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检验（即当获益者在补偿受损者的损失后仍有所获）准则，为投票规则的强制提供了效率依据。但是，任何非一致同意的投票决定规则是否公平，似乎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布坎南和图洛克在《同意的计算》中认为，人们之所以接受强制是基于其对决策成本和政治外部性成本^[13]的考量后自愿的结果。不同议题的决策成本和政治外部性成本的分布有可能不同，换言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议题下有可能承担不同的成本。按布坎南的模型，一个人可能喜欢在不同情形下使用不同的投票规则，而具体用哪一种投票规则要取决于个人的成本评价。布坎南和图洛克的模型有五个方面的含义：①对自利者而言，如果面对很高的决策成本，他会倾向于由少数人决策；而面对政治外部性成本时，他会倾向于一致同意规则；②一致同意作为一般的决策规则可能是非常昂贵的；③集团的性质可能影响总成本和最有效率的决策规则，相互信任的人们会同意由小集团做决策，而相互不信任的人则宁愿选择一致同意规则；④过半数决策规则并不必然是有效的决策规则^[14]；⑤个人对强制的自愿接受可运用于俱乐部和政府。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坚持俱乐部和政府并非完全相互对立，政府基本上是以地域界定其成员的俱乐部。无论在俱乐部里还是在政府体制中，个人出于私利可以将某些决策委托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