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机构、企业与居民合作的优化模式

如果说激励是团队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可以说，合作的维系机制是团队运作的必要条件。选举、企业家居民化和党政进社区，将作为三个重要的维护机制被分析。这三个机制是适应性机制，因为他们的构建适应了传统演进的节拍。传统体现在传统邻里关系的互信上。虽然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是以家庭、亲戚、邻居和朋友等关系依次递减，但邻里间的信任依然显著。现代社区的由院墙围合的封闭格局似乎也继承了传统家庭大院的建造方式，使社区具有由现代设备设施装备，兼有传统氛围的家居环境。演进则表现在家庭成员之间意见的平等交流上。社区这个大家庭各成员之间意见的平等交流是演进的当代表现。适应性机制的设计，充分利用了传统演进的自然动力，促进党政机构、企业和居民之间的互动。

（1）选举产生的组织

社区事务中有三种类型的选举：一是社区党委委员的选举，二是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组织成员的选举，三是社区业主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党委委员的选举在社区党员中进行，社区每一位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党委成员的来源构成事先有所商定。商定来源构成的过程也是一个相对民主的过程，民主的一个广泛的基础是大众的参与性。为使党委决策的民主化有基础，各单位有代表进入党委是必要的。每一个单位都有代表进入党委的组织制度安排为后期各单位之间的协商、互动与合作提供了方便。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和业主委员会成员分别由社区居民和业主选举产生。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参与社区各项建设与社区事务管理，及时收集居民对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意见，向相关职能部门反映、沟通，参与制订解决方案并共同实施。业主委员会主要就业主对社区建设和物业服务的意见汇总，直接与相关职能部门协商、谈判，参与并监督物业的建设和服务。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职能有重叠，但不完全相同。业主委员会的职能主要从业主利益出发代表业主和物业服务公司就物业管理服务的生产达成共识，并作为供给方监督物业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是否按合约规定履行。居民委员会除了对物业服务提出完善意见和建议外，主要职能在于基层政治、政策落实和社会文明建设等方面。居民委员会是居民参政议政的一个常设机构，也是居民自我教育的一个组织。居民委员会在社区各楼栋开展居民论坛，实施参政议政、自主学习、自我教育，同时提高公民素质。

三种类型的民主选举不仅分别在党员内部、居民内部和业主内部产生互动，而且产生了这些组织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当具组织能力、有责任感、热心为民的人士被选为相关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各有关组织相继成立以后，体现成员能力和组织效率的内外交往便开始了。

党组织通过在社区自上而下的广泛的基层组织建设将社区全体党员置于各级组织中。每一个楼栋都有党的最基层组织——党小组。通过各基层组织和其中的党员随时与居民、业主及其自治组织的行为互动。互动的结果是：党员更注意形象，居民自觉提高素质。

居民委员会作为居民的自治组织，居民在其内的互动是常态。居民委员会与其他组织的互动是其办实事、赢得居民信赖的重要手段。对于居民的意见，居民委员会及时收集。针对居民自身的可能或正在妨碍他人生活的行为，居民委员会及时组织居民按程序协商处理。居民委员会与派出所干警、物业公司人员共同组成区域自治管理协调小组，通过与派出所和物业公司的互动，有效解决社区安全保卫问题。通过与开发企业互动，及时有效地解决居民生活对开发建设的需求与开发商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居民委员会委员是社区永久居民，从社会意义上说，他们和其他居民是邻居关系。在邻里关系处理上，一方面他们会注重传统思想，采取“和为贵”的行为、处事方式；另一方面，居民委员会成员倾向于在自己社区长期服务，而能否做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居民的拥护程度，因此与其他居民建立良好关系是上策。

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的自治组织，其内部的互动即业主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互动一般认为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上不尽然。由于当前业主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是完全义务性质，其工作的积极性、持续性以及抗外部冲击的耐力都有限。作为业主代表与之交易的另一方——物业公司或其他企业是利益导向的，他们愿意与这极少数成员交往以形成低成本的服务交易，甚至不排除企业向业委会成员的行贿行为。如果有业主委员会成员坚定地站在业主利益一边，业主会由衷拥护，但不排除物业公司不拥护。如果物业公司在不拥护的立场上散布有关他的虚假信息，业主委员会成员与业主间的利益同盟又会被摧毁。因为业主在不明真相的时候会产生对自身利益坚定维护者的不信任，进而中断业主委员会中坚定的业主利益维护成员与业主之间的互动。这是非常可惜的一种状态。作为完全义务性质的业主委员会成员在遭遇诬陷时，他的第一选择是不再从事这项工作。这种局面出现后，留在业主委员会中的成员就是物业公司所拥护的成员，业主短期可能会与他们互动，一旦发现他们与物业公司之间有某些真实的个人交易时，互动自然终止。另一种情形是业主委员会成员不能代表业主利益，此时互动也不存在。因此，业主委员会组织的互动较社区内其他组织要少。在百步亭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居民中的互动、在居民社区生活服务生产企业间的互动和与党政机构的互动都要明显强于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履行了一些形式上的职责，如代表业主与物业签合约、组织业主会议等。业主大会作为业主权益维护的重要会议或机构要对业主关注的问题做决策，业主委员会要就业主的决策与服务企业磋商以达成共识。由于大多数业主同时是居民，当业主委员会的沟通效果不及居民委员会的沟通效果时，业主会以居民身份通过居民委员会的议事程序由居民委员会去进行沟通以实现业主愿望。

在社区里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的党政背景使其较业主委员会有威信。党和政府为民的观念在百步亭社区的大多数居民和企业人士中属主流观念，他们相信党和政府对公平与正义的把持，尤其是相信党政参与后对具体问题的及时解决。其实，这也是经济考量的结果。如果通过业主组织能够顺利地通过市场协商解决业主的问题，业主自然会自己解决。当业主遇到的问题通过业主组织以市场协商解决要很高成本的时候，或花很高成本还需要第三方进行协调的时候，业主直接寻求第三方（基层党政组织）解决是明智的。(www.xing528.com)

具有党政背景的组织（如居民委员会），较纯粹的私人组织（如业主委员会）在社区能更好地产生互动，或许说明了两个问题^[23]：一是社区管理与物业服务结合通过协作生产方式是有效率的，因为通过完全市场化方式生产物业服务会遇到私人组织的相对无效率，甚或遇到业主集体选择问题。二是党政组织行为的边际成本要低于由个体自由组成的私人组织行为的边际成本。

（2）企业家居民化

当开发商和物业服务商是其开发或管理的社区的居民时，企业家的行为可以称之为居民内部人行为。中国人向来以家庭为中心，以亲朋好友和邻居为信任对象。邻里的友善相处、互敬互让，是中华传统美德^[24]。既然有传统可鉴，居民相信作为居民的开发商和服务商会在利益考量的同时兼顾传统。一个人的德行直接与一个人的声誉相联系，缺少德行的人必然没有声誉，没有声誉自然会加大他在商业上的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他的经济利益。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人自然明白与其客户间互利互惠的道理。当然，或许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邻居如果采取了伤害其他邻居的不道德行为，他和他的家庭成员都会面临很大的社会压力甚或被置于社会放逐之下。如果将友善的邻里关系作为商业的基础，景况就完全不同。作为商人的居民，在遵守甚至发扬传统美德的基础上，与社区居民展开广泛的日常互动，不仅会赢得声誉，也可以获得有关社区建设、管理和居民生活等问题的信息。信息可以让企业家及时改进所提供的相关商品或服务，同时也为有“心计”的企业家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会。当企业家作为居民在社区生活时，他以及他的家庭成员都成为与其他居民互动的媒介，随时进行着邻里之间的沟通，互动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

（3）党政进社区

党政机关进社区使党政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似乎同于邻居关系，但又有别于邻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企业家居民化是通过共有的邻里关系传统文化拉近了企业家和居民间的心理距离，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邻里间的商业互动。党政机关进社区首先是通过在居民的生活区域内工作拉近了党政官员、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的地域关系，这种关系使原先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渐渐发展成了熟人关系、朋友关系。如果有社区居民是社区党政官员或工作人员，则自然形成了邻里关系。邻里关系加速了熟人关系和朋友关系的形成，并进一步拓展并加深了熟人关系和朋友关系。党政干部和公务员不再有“衙门面孔”和“摆架子”行为，居民也就愿意到党政机关办事，甚至无事也去“拉家常”。双方互动，双方得益。居民的问题能得到及时解决，党政机构能真实掌握民情，及时了解民意，利于把持社会公正。党政机关的公正性以及在一些居民内部事务上的权威，使居民很重视在邻里的氛围中业已形成的与党政官员、工作人员的关系，甚至不排除居民有意识地、自觉地建立并加深这种关系。在党政机关进社区以后，居民的这种想法可以低成本实现。地域拉近是一个方面，党政官员及其工作人员在社区相对亲和的态度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出现亲和态度的原因或许很复杂。或许党政机关的相关制度或管理规定上有态度要求，甚至有把居民对其工作态度的评价作为其加薪、晋级的依据的具体规定，但不能排除或更需关注熟人关系、朋友关系和邻里关系对亲和态度生成的重要影响，这其中也包含先期的有关社区居民进社区党政机关的制度安排的影响。因此，党政官员、工作人员与居民的良好关系是双方都希望维系的关系，基于这类关系基础上的互动是可以预期的。

另要说明的是，三项互动机制具有本质一致性。在平等的、互信的氛围里，低成本地实现各得其所是可以做到的，那么，齐心协力也就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