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者和队员的激励：提高团队效率的关键

对一个成功的协作生产而言，协作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除了有规则来说明各自工作的责任界定以外，还必须有相关规则来为每一个参与者包括领导者贡献他们的努力创造积极的激励（林维峰，2000），并帮助他们保持彼此间稳定的相互期望。

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团队导向的生产可能提高生产效率，它所使用的生产技术，在直接衡量合作性投入的边际产品时是有费用的，它使得合作性投入之间通过简单的市场交换更难对偷懒予以限制^[19]。而减少偷懒的一种方式是，有某人专门作为监督者来检查队员的投入绩效（Alchian et al，1972）。在社区物业管理服务团队中，监督者和队员角色的界定相对于一般企业团队似乎更为复杂。不妨假定，党委和管委会是监督机构，其成员是监督者，其他参与者如政府公务员、社区普通党员、企业人员和居民等属队员。那么，监督者和队员是否具有克服“偷懒”的激励呢？^[20]

首先要说明的是，作为监督者的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并不是团队生产的经济剩余的直接所有者。然而，具有党的干部与政府官员身份的民营企业的所有者具有经济剩余的索取权。在百步亭社区，党委和管委会虽是具有党组织和政府职能的两个管理机构，但其主要负责人都是企业负责人。他们是以企业事务为主导的社区党政事务负责人，这里我们不妨称之为作为企业负责人的党政负责人。该负责人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责，因而他也具有双重收益。作为党的干部或政府官员，他会因管理业绩优秀而获组织及公众认可，从而提高其作为企业家的社会声誉^[21]。作为企业家，他将从管理中直接获取管理的经济剩余。因此，有理由认为，当企业家作为社区党政机构的负责人时，即存在“作为企业家的党政负责人”时，有充分的激励让他们去管理好社区公共事务。尤其是他将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声誉作为一个收益整体去综合经营并作长远发展的时候，他有更大的激励去做好管理与协调工作，甚至不惜放弃短期或局部利益。

作为专职的社区党政领导者处于参与领导（即非主要领导）的地位，他们的个人激励虽不明显，但也存在。相对于纯粹的官僚机构而言，在以企业家为领导者的管理机构中，处于非主要领导者地位的其他领导者或许会得到更多。第一，企业家的明确目标与追求目标过程中相对清晰的手段，会让他们领略更多。第二，相对较好的管理效果也让他们分享荣誉，甚至会成为其升迁的资本。第三，作为企业家的党政领导者在资金使用上的相对自由的决策权，让他们有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第四，作为企业家的党政主要领导者一般会对作为专职党政领导者即便是非主要领导者以特别的尊重和关照。

专职社区党政领导者能积极配合主要领导的工作。一方面，他们较好的经济收益与作为企业家的主要领导者的工作成效相关联。另一方面，在中国层级制结构中工作的人，往往更重视其上一级直接领导者对自己的看法，因为他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下级的政治前途以及相应的福利待遇。因此，专职党政领导也会尊重主要领导者个人并拥护他依法做出的各项决策。相互的作用使由企业家作为社区党政负责人的社区工作领导集体成为一个相对团结的、和谐的利益共同体。(www.xing528.com)

由企业家和专职党政干部组成的领导集体的利益，源自团队生产效率的提高。作为团队成员的个体利益保障是团队生产效率提高的保证。作为社区最大群体的居民或业主的个体利益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享用价廉物美的社区服务；第二，享用方便舒适、优美整洁的社区硬环境；第三，享用温馨和谐的社区软环境。以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企业集团的市场运作模式满足了居民利益的前两个方面，党、政、企、民的密切合作则满足了居民第三方面的利益。

在百步亭社区，我们能感到企业家的偏好对协调集体行动的力量^[22]。社区领导成员大多关心他们在社区的地位和名声。地位和名声构成了领导层的一项激励性选择。

作为提供生产的物业服务企业，在集团运作的情况下具有较低的服务前期交易成本，在党政机构和居民、业主的配合下具有较低的交易协调成本，在众多志愿者参与的情况下，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在同样的收费水平下，该社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也能获取相对高的净收益，企业员工的经济利益和福利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当这项收益的一部分用于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时，政府公务员的境况也有所改善。这项收益的一部分再回报于民时，居民的境况又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