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管理服务的生产与提升

社区管理服务和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管理服务由社区居民或业主共享，要排除社区内某人享用管理服务成果很困难。不仅存在高昂的排除成本，而且也无法律保障，并被伦理道德所不容^[15]。这意味着，只要是小区业主或社区居民，无论其是否为管理服务付费，他都可以自由享用管理成果，即经济学家认为的“搭便车”行为。当每一个人都“搭便车”时，除非政府提供管理服务，否则管理服务不会出现^[16]。事实上，即便在市场状态下，公然“搭便车”者也不会是多数，更不可能出现全体“搭便车”行为。在政府支持的市场运作中，“搭便车”行为通常不以原貌出现。意欲“搭便车”和“搭便车”者都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思想，为“搭便车”行为找借口，从而出现相互指责、互不配合的交易过程。在社区物业管理服务同一项交易过程中，就出现了收费难和乱收费共存现象^[17]。

既然社区或小区业主是物业服务的共同接受者，物业服务又不具备排他性，不妨思考将物业服务与社区服务作为一个整体，将服务相关的组织或个人作为一个团体来整合社区管理服务和小区物业服务的供给和生产。为此，我们引入具有合作性质的团队生产和协作生产概念。团队生产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它个人的努力和资源以互利方式组织，产生出更高水准的协作生产力（Lachmann，1978）。因此，在团队生产过程中，个人的边际生产力是其他人努力的函数（Alchian et al，1972）。协作生产是团队生产的一种形式，是指用于生产物品和服务的投入由不处于同一组织的个体提供的过程。其特征是物品和服务享用的相关各个组织及其中的每个成员作为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即为物品和服务付费或投入。这种生产方式在产品生产以前，产品的享用者已经达成了协作生产的共识，有效避免了在后期市场交易过程中出现“搭便车”现象。

百步亭社区的管理服务采用了团队协作生产方式。党组织、政府机构、企业、居民和业主共同形成社区管理服务团队，共同提供社区管理服务。团队内清晰的责任界定是协作生产的前提。而责任界定过程实质上是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优势或特长的认定过程。一个由各有专长的成员或小团体组成的团体是优秀团体^[18]的必要条件。让每一个成员发挥其特长符合责任界定的原则。在共同形成的协作生产团队里，谁也不能完全代替另一个（Parks et al，1982）。在管理过程中，党政公务人员、企业人员和居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赖。党组织具有组织能力与号召力，政府公务人员拥有相关的政策信息，物业管理人员拥有物业维护保养等专业化知识，或称“科学”知识，而居民或业主拥有他们赖以为生的系统的时空的地方性知识（Freeman，1990）。只有当这些知识都被利用的时候，社区管理服务系统才能有效运作。

然而，如何有效利用各方特有知识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在社区管理服务过程中，党委、政府、企业、居民或业主等四个群体知识的利用是一方面，其中任一群体内部的知识整合与利用是另一方面，而后者更为复杂。政府对居民或业主内部在社区物业管理服务关系上的协调主要涉及无形物品供应（业主之间有序的规则关系）。这就把社区物业管理置入到了政策领域，在此作为居民社区生活方式的个人间的关系类型，是政府机构打算处理的情况的一部分。政策的结果与业主个人之间以及业主与企业之间工作配合的状况相关。社区居民或业主能否享用良好的社区物业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居民或业主是否自愿遵循物业管理规则，参与并自发维护社区物业以及在必要时致力于物业的修缮。这种类型的关系是社区物业管理结果的一个主要部分，但它们不可能由政府部门直接产生。因此，即使有一个处理社区物业管理问题的官方机构，也不会自动解决涉及物业管理运作和物业维护的业主集体行动的问题。(www.xing528.com)

努力的相互依赖性还会引发类似于团队生产环境中容易出现的逃避问题。物业管理企业会认为小区治安是派出所的责任，派出所会认为物业公司对小区治安负有责任，居民委员会似乎也有治安责任。如果团队成员相互之间就社区管理的某些具体事务的责任不能达成共识，而认为是他方责任的时候，各方对该事务都不会投入很多的精力。如果最终都没有人对该事务投入努力，该事务就会停止。依此类推，社区管理运作就进入低效运行状态。构成协作团队中成员的模糊边界会加剧管理系统的低效运作。

重要的是以设计、监督和实施规则的方式设计结构，以便他们使团队内各小团体以及小团体内各成员之间都能够建立彼此间富有生产力的工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