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与产权的关系及其探究

同产权概念一样，外部性概念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自庇古在社会和私人纯产品的差异分析中隐含了外部性概念（Pigou，1960）以后，许多学者在20世纪50～70年代展开了对外部性问题的集中研究（Meade，1952；Scitovsky，1954；Coase，1959，1960；Davis et al，1962；Buchanan et al，1962；Baumol，1964；Alchian，1965；Buchanan et al，1965；Demsetz，1967，1971）。自科斯的《联邦通讯委员会》（Coase，1959）发表以来，产权与外部性之间的关联一直是经济学家讨论的话题，然而，这种关联的结构和传动机制是什么，迄今未见详尽的论述。

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产权与外部性之间具有广泛联系。有人认为外部性与产权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德姆塞茨（Demsetz）在其著名的《关于产权的理论》（1967）一文中用例证证明了这种关系。合约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则表明，在合约不完全时外部性会出现（Grossman et al，1986；Hart et al，1990）。巴泽尔（1997）89，159认为，由于产权的完全界定需要很高成本，故产权永远不会是完全界定的。循着这个思路，安东尼（Antonio，2007）认为，资源用途的不完全产权导致了外部性的出现。这些论断给出了产权为“因”、外部性为“果”的产权与外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18]。

当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外部性以后，思考他是否有权实施该外部性是科斯采用市场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19]。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Coase，1960）一文中运用案例反复论证的一个观点是，通过界定产权而不是通过对施害者的处罚或许能更好地解决外部性问题。科斯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中似乎暗含了该问题的原因——产权不清晰，而其解决结果似乎又表明：外部性引致了新的产权安排。

对先前已经论及的许多经济活动的外部性（Buchanan et al，1962；Mishan，1965）和众多外部性的分类（Smith，1969；Meade，1952），张五常认为，相关理论太多只会造成混乱，“如果‘外部性’限于那些经济上很重要，但其行为权利没有清晰界定，因而并不在市场上交易的效应，那么，它就非常模糊不清了”。所以，“我打算完全放弃这个概念”（Cheung，1970）。(www.xing528.com)

然而，张五常的看法并没有影响其他经济学家对外部性问题的探究。一批经济学家依然在探讨外部性问题以及产权与外部性的关系（Mishan，1965；Dahlman，1979；Dennis et al，1980；Greenwald et al，1986；Drazen，1990；Ayres et al，1998；Demsetz，2002），还有一批经济学家从产权（包括企业产权）的不完全角度分析了产权与外部性的关系（Grossman et al，1986；Ball，1987；Hart et al，1990；巴泽尔，1997；Antonio et al，2007）。

当然，在产权与外部性的概念没有共识的情况下，众多的产权或外部性文献的结论只能是各抒己见。各家之言的冲突、叠合使产权和外部性的关系更为复杂。为了解释或解决现实中的产权纠纷或冲突，我们需要更为清晰的产权与外部性之间的关系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