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儒家文化的交融

文化是人类世代积累演进而成的具有自律性的制度。它跨越时代，没有偏见，公平对人，具有低成本、超时空的扩张能力。文化对人的影响，通过个人自律而得到了最终实现。无论个人以什么方式、面貌在何时何地出现，文化传统都会在其内部作用，直接影响着他的思维和行为。

儒家文化中以“克己”和“宽恕”为核心的为人处世之道，强调个人自律和对他人宽恕，具有跨越时代的现实性。每个朝代的君王或许有不同偏好，但大多都追求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安居乐业。乾隆帝在每年的元旦用朱笔书写“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以表新年期盼。乾隆帝的期盼和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仍是和谐的一项重要内容。儒家的处世之道不仅给出了个人的行为准则，而且指出了“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一条路径，即通过“克己”与“宽恕”形成的自律路径。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单元，是介于社会与个体之间的“人性缓冲器”，也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中国的家庭教育普遍遵循了儒家的伦理思想。认为在每一个家庭里，具有亲缘关系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相关的人，要相互关照，共度时艰，和睦相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多以儒学的“孝悌”来维系。《论语·学而》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每一个有道德的人都要专心致力于“本”，本就是孝悌。本立而道理才能现，此乃为仁之本。孔子认为，孝悌是仁之本，即每一个有道德的人在家庭圈中要做到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论语·学而》中引曾子的话“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表达儒家将对祖先的崇敬作为了建立道德社会的基础。一个在家庭中不能守孝悌规矩者，不是一个合格的家庭成员，也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成员。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天下的人，必然是“守孝悌”的人，是一个“克己”的人。“克己”是步入“仁”境的阶梯，《颜渊》云：“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儒家文化认为，天下或整个人类社会是否达到“仁”之境界，关键在于个人的行为，在于个人对自己行为的约束。换言之，仁由自己所为而得到，并不是由别人督促所得到。个人行为或约束的标准是“孝悌”和“仁爱”。“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即年轻人回到家里要孝顺父母，出门对兄弟要悌，谨慎小心而守信用，热爱众生而亲仁。“孝悌”和“仁爱”相当于规则，它们是儒家所给出的个人行为处世的规则。儒家前辈已经深知，规则不能不清晰。不清晰的规则人们难以遵守，也不易评判。于是，在何谓“孝悌”问题上，儒家文化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对父母仅能养，不可谓孝；孝的含义是既能养父母，还要尊敬父母。《论语·为政》云：“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仍以别乎？”孔子观点很明确，能够养活父母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尊敬。如果只养活父母而对父母不敬，那么与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孔子认为，侍奉父母一定要和颜悦色。《礼记·祭义》云：“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为了进一步阐述何谓孝，儒家文化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给出了反例：“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懒惰、赌博、酗酒、贪财、贪图享受和打架斗殴以影响到父母者均为不孝之人；勤劳、苦干、廉洁、善良以奉养父母方为孝。

儒家文化以家庭之孝为核心给出了人类社会的伦理规则。阿马蒂亚·森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家庭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单元，给出了最为基本的社会伦理。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家本位”和“家国同构”，家庭与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文化有着极为广泛的历史联系。《孟子·梁惠王上》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篇》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要求人们不仅尊重爱护奉养自己的老人，抚养爱护自己的子女，而且要把别人的老人、别人的子女当作自己的老人、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奉养和抚养，要求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当然，这是一种社会理想，但它确实是儒家对社会道德的要求，也是儒家社会伦理的主张。儒家文化中具体的社会规则涉及了上下级关系、亲朋关系、个人与他人关系等方面。儒家认为，对待上司，要豁出性命；对待朋友，要讲求信用；对待他人，要以爱敬处之。《论语·学而》云：“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又云：“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人生最重要的是待人谨慎讲信用，热爱众生，用亲仁的态度去对待他们。《论语·为政》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如果一个人没有信用，就如大车子没有安横木的，小车子没有安横木的，是不能行走的。《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孔子认为，对人恭敬，言语忠诚有信，即使在异国他乡，也行得通；反之，如果言语行动不忠信，不笃敬，虽在家乡故里，也行不通。《论语·学而》记载：“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谦恭，成了孔子推崇的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也是其为政的主张。在当今社会里，谦恭或许已被称为“低调”，它仍是当今成功人士包括政治人物、商界人物和社会贤达的行为原则。在待人方面，孔子强调，要严于律己，宽恕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认为，个人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即使别人不能理解，也不要怨恨别人，应以自己的行为去改变别人的看法。“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见《学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的意思是，有崇高道德的人只会严格要求自己，只有小人才去要求别人。进一步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希望得到的，也要替别人考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篇》）。在人际关系处理上，遵循“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即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是，但要坚持真理，择善而从之。《卫灵公》云“当仁，不让于师”，“君子贞而不谅”。

在儒家看来，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元素。儒家从家庭中的亲缘关系推导出了“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君臣”类比于“父子”，叫做“事君如事父”、“爱民如子”；“朋友”类比于“兄弟”，叫做“称兄道弟的朋友”。儒家在社会道德方面表现出一种浩然正气，表现出对家庭、社会、父母、朋友等各方面强烈的责任心。在儒家看来，社会无异于一个大“家”，当个人把小家庭中的孝悌规则推及社会时，社会大家庭也就和睦了。相对于个人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家庭为本的儒家伦理观可以纠正个人主义的缺失，避免个人主义弊端以及集体主义的危险，在强调认同、归属和团结等概念时，也不会落入社群、族群一样的空疏。(www.xing528.com)

由于儒家强调文化类的制度和个人自律，而不主张使用需要他律性的制度，故没有强调他人在规则执行中的作用，没有给出完整的规则或制度执行体系。最早的儒家学者甚至反对政府控制。孔子强调要依靠道德示范和非正式的习俗进行治理，而不能强制处罚。孟子进一步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不应该固定物品的交换价格，税收超过10%的水平就为“不公”，只有最低的赋税才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经济效果，只有善待农事、轻赋税，人民生活才能繁荣富足。

儒家的主张建立在个人自律基础之上。如果个人完全接受儒家思想并按其行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都会处于一种理想的和谐境界，社会治理的公共成本会很低。问题是：个人是否按儒家思想完全自律呢？所谓“克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个人的行动与意识，或个人身体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或情感的一方面与另一方面要进行征战。这个过程，外人见不着，但个人能感知。由于征战的对抗性，其结果并不唯一。一旦个人内部征战的结果偏离了儒家的期望，甚或与之对立，儒家通过“克己”而达成的愿景就不会出现。儒家或许会认为，社会会自动对偏离者实施报复，或通过进一步的讲道理，偏离者会回归正轨。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偏离者本人偏离了，而且他有可能成为另一些正在征战者的仿效对象，从而加速他人的偏离速度。征战结果的不确定性甚或偏离向儒家思想提出了挑战，社会发展过程也证实了这个过程的存在。后来的人们特别是统治者，已经不能忍受偏离者回归的漫长过程以及有可能带来的更多的偏离，他们需要他律制度，以便及时制止个人行为的偏离。

儒家文化中是否暗含了个人自利的假定？如果儒家认为个人本性利他，似乎不会提倡“克己”。只有儒家认为个人本性利己，而利己有可能损人，儒家才会提倡“克己”。儒家也可能认为个人本性为中性但不稳定，故要提倡“克己”以防个人自利而影响社会和谐。

按儒家学说主张，中国人的社会和生活是在家庭基础上构建的，家庭关系支配着国人的社会生活形态。在城市住宅小区中，家庭是核心单元，生活在其中的业主，不仅仅是单个的个人，而是家庭单元的一分子，大多是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大多数国人以家庭利益为核心，他们会认为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他们具有很强的家庭意识和家庭荣誉，乃至家族意识和家族荣誉。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的个体是在为家庭生活、家庭兴旺、家族声誉而工作。虽然儒家文化未能完全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人性偏离问题，但有关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论述以及个人自律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观点，仍是许多国人自觉遵守的行为潜规则，也是对个人行为进行评价的社会标准。因此，儒家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