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几乎没有私有财产或个人财产。然而,在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普通居民被允许拥有部分私有财产,包括土地、房产、金融资产,甚至也开始拥有包括企业层面的资产。近年来,城乡居民财产存量迅速增长,城乡间财产分布差距逐步扩大,财产问题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关于财产的研究依赖于有代表性的居民财产的数据,中国住户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最早为居民财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在该数据的基础上,许多学者研究发现,从1988年到1995年再到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的财产价值出现了较快的增长,从1995年到2002年,中国居民财产净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0%(罗楚亮,2010)。利用中国住户收入项目(CHIP)数据,Mckinley(1993)最早研究了中国城乡财产分配差距的问题。他用1988年CHIP数据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财产水平远小于城镇地区,1988年农村地区的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31。Mckinley和Brenner(2001)也对1988年和1995年中国农村居民的财产分配进行了研究,他们采用可比较标准,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居民的财产差距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1上升到1995年的0.35。随后,李实、魏众、古斯塔夫森(2000)用1995年的CHIP数据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家庭的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高达0.52。孟欣(2007)研究2002年CHIP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发现,2002年中国城镇地区人均净资产的基尼系数高达0.50。李实、赵人伟(2006)表明,1995年全国居民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0,到2002年,财产分配差距扩大为0.55,远高于其他国家。在新一轮CHIP数据的基础上,李实和赵人伟(2006)、赵人伟和丁霞(2008)进一步考察了2002年农村、城镇和全国的财产差距问题,Sato等直接研究了2007年城镇住房的不平等问题。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到2010年间,全国家庭的财产净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9%(李实等,2016),并呈现城乡之间居民财产存量存在较大差异且财产差距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Gustafsson等(2006)利用1995年CHIP数据,发现有42%的城镇居民拥有住房。这从侧面反映了自1995年住房私有化改革启动,直至2019年有96%的城镇居民都拥有私人住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财产分配的不平等。这是因为仅有体制内官员才有可能获得政府的配置住房,而且官员级别越高,分配的住房面积就越大,财产价值也就越高。靳永爱和谢宇(2015)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也估算了2012年家庭人均财产的分配情况,研究表明,房产作为家庭财产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城镇地区占家庭总资产的比例高达80%。城镇居民的住房已成为分割穷人和富人的主要渠道,并成为21世纪最为重要的财产不平等来源。此外,CHFS和CFPS数据也为学者研究居民家庭财产的分布提供了数据支持,李实等(2016)用2002年和2010年两次CHIP调查数据,比较了两个年份间中国城乡居民的财产存量和其分布不均等。他们发现,2010年家庭人均净财产比2002年增加了4.1倍,而财产分配差距也急剧扩大,财产基尼系数由2002年的0.538扩大至2010年的0.739。分析财产差距变化的原因发现,房产价格的快速上升是拉大财产分配差距最重要的因素。靳永爱和谢宇用2010—2012年CFPS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2012年全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高达0.73。(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随着近些年来居民财产存量的增长和财产结构的变化,财产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对中国居民财产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仍不够,尤其是需要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演变情况做进一步的研究。近年来,中国的财产差距水平越来越高,甚至成为世界上财产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以至于成为威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来源。因此,不仅需要对当前的财产分配情况进行描述,更需要对过去财产差距问题的演变做一个分析,以观察中国财产差距的现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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