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上,很多学者关注了企业如何应对自身生产风险的问题。 Terwiesch &Bohn(2001)考虑了新产品生产时的低产出率和低合格率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试产实验”的方法,即企业可以在正式生产之前进行试产,并通过试产过程的学习和经验积累,探索出快速提高产出率、合格率和产量的方法。 Iyer et al.(2005)研究了具有生产中断风险的单寡头供应商面对多个采购商时的最优合同设计,其中供应商可通过产能恢复投资应对自身的生产中断风险,且延期交货给采购商造成的损失是其私有信息。 Liu et al.(2010)分析了供应商付出努力提升自身可靠性对零售商营销努力和库存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可靠性的增加会激励零售商制定更高的需求目标,从而增加零售商的利润,但最优的库存水平可能不会随供应可靠性的增加而变化。 赵道致和吕昕(2012)在一个产出随机的供应商和一个需求随机的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中,构建了基于风险共担的VMI(Vendor Managed Inventory)协同模型,并发现该模型可以实现供应链整体绩效的最优。 黄河等(2015)在具有随机中断风险的供应商可通过努力(实施流程改进)提高自身可靠性的情形下,采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制造商的最优采购合同设计。 何青和黄河(2016)分别在谈判和斯坦伯格博弈模型中研究了供应商可付出努力改善自身可靠性并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时的供应链决策问题,结果显示,谈判模型中下游企业的最优采购数量和努力程度大于斯坦伯格模型中的相应值,且谈判模型能够实现整条供应链利润的最大化(即等价于集中决策)。 Li et al.(2016)在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具有随机中断风险的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中,研究了决策顺序对供应商内生可靠性改进决策和制造商定价策略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制造商作为领导者(即制造商先动)的博弈相比,在供应商作为领导者(即供应商先动)的博弈中,供应商生产的可靠性会达到更高的水平,但整条供应链的利润却不一定更高。 Jain & Hazra(2017)研究了两个供应商为满足采购商的需求而进行的产能投资竞争,其中产能投资的结果(即最终实现的产能)存在不确定性且每个供应商还拥有一个专属的外部市场(Outside Option),研究发现,如果存在一个阈值使上游总产能的期望低于该阈值时,两个供应商会增加产能投资以降低自身的(产出)风险,而超过此阈值时,两个供应商则会减少产能投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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