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自贸区建设背景分析

中国设立广东以及其他地区自贸区，除了潜在的新的世界经济规则威胁、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要求以及中国区域战略发展的因素以外，还考虑地缘合作优势下的先行先试，以期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广东自贸区的建设背景主要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就外部环境而言，一方面全球贸易竞争加剧。这缘起以比较成本和资源禀赋决定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全球经济区域化特征趋于明显，美欧发达国家开始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推销更高标准的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目前，已有12个国家和地区参与TPP谈判，覆盖全球GDP的50%。同时，21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启动了PSA谈判，内容覆盖金融、电信、电子商务、运输、观光旅游、物联网等全部服务业领域。这三大协议的形成，极大可能成为重新构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新载体，借以制定新的世界经济规则，并强化既有的“中心—外围—边缘—蛮荒”的世界权利分配体系结构。另一方面内地与港澳合作亟需实质性突破。过去十几年来，内地与港澳合作主要是靠CEPA来实现。CEPA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内地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议。之后，每年均以《补充协议》的方式不断填充和完善框架中的内容。CEPA的最终目标是将香港和澳门纳入整个中国的大市场，实现完全内资待遇。截至目前，CEPA的补充协议签订了十一份，但尚未形成香港服务业大幅挺进大陆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是三地合作存在所谓的“玻璃门、弹簧门”。现实中，CEPA开放对某些部门的资产规模门槛要求较高，存在服务贸易“小门”，而内地复杂的营商环境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玻璃门”也影响港澳服务业投资；二是CEPA信息不透明，条文不明确也影响开放度；三是审批程序繁琐。另外，港澳资企业进来之后面临的主要是产业知识产权、法治环境以及国民待遇、申诉沟通渠道等方面的问题。在上述背景下，广东自贸区的建设，不仅有利于广东加强与港澳经济的深度融合，也有利于先行先试与国际新规体系接轨。(www.xing528.com)

就内部环境而言，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改革需求。过去三十年，在WTO关税减让的大背景下，中国依靠中国制造和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的“超级赶超”和“大推进”战略。但在国际需求疲弱及低成本优势日趋丧失的局面下，中国过去的核心驱动力（本质上是半市场化形成的资本积累和贸易竞争优势；低版权模仿迅速集聚的制造业产能，而各级政府GDP业绩形成的低成本基础设施、货币投放和国有经济垄断）逐渐衰弱。而以TPP为主的设计则关注环保、知识产权和劳工保护等生产环节的内容，也对中国核心驱动力提出了挑战。同时，经过低成本优势的快速积累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客观需要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回流的动机。另一方面是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在上海成立第一个自贸区一年之际，又批准了包括广东在内的三个自贸区，这不仅发挥中国传统的“摸石头技术”，选择具备基础条件的特定区域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措施来承担先行先试的任务，符合我国自贸区发展“循序渐进”的总体思路，也体现自贸区发展“前承后继”的切实需求。自1979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从沿海到内地、从东向西、由局部到全面、逐步推进的渐进式开放战略，基本完成了由区域非均衡战略到均衡战略的转变。当下，我国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实施重点区域带动发展战略。广东作为早期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对外开放和先行先试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第二批自贸区的首要选择地，也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点区域。因此，第二批自贸区选择广东和其他城市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也是充分发挥地缘合作优势着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