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向世界级迈进：走过成长路程

历史上，产业集群为各国经济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与分散的产业发展模式相比，产业集群能够实现规模效应、集聚效应，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不仅如此，产业集群内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还能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产业集群通过空间集聚而形成的持续竞争优势成为很多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集群在一些产业基础好、开放程度高、创新水平高的区域形成了世界级产业集群，世界级产业集群作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关键要素。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深入也推动了产业集群从地方生产网络向全球生产网络的加速嵌入，使得产业集群的影响范围逐渐超越国家边界，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组织形式；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极大地缩小了沟通成本，提高了企业间横向与纵向的协同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产业集群的地理空间限制，使得产业集群的发展由局部的点状、块状组团走向与区域和全球的带状、网状组团的集合；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也扩大了产业集群的全球辐射与影响范围。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率先对产业集群的发展做出了相应规划，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纷纷布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概念应运而生。

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较为丰富，不少学者对产业集群的定义、机理进行了研究，也有大量研究涵盖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资本等之间的关系分析（陈剑锋，2002）。但是，针对世界级产业集群的研究仍较为有限。欧盟委员会作为较早涉足世界级产业集群研究的机构，系统性地对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定义进行了论述，并分析了欧洲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所面临的挑战（Europa Inter Cluster，2010）。也有学者以欧洲为研究区域，重点关注了世界级集群和集群间协作的新概念在Visegrad集团国家（即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发展，试图探究为什么某些集群更愿意合作（合作的好处），而其他集群的合作意愿较低（合作的限制、障碍），在此基础上区分了集群间合作的积极（机遇）和消极（威胁）方面（ML Bialic-Davendra，2011）。Ahlqvist（2014）对选定的欧盟文件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分析了集群作为一种中介工具，对刺激和重新调节欧盟的跨国市场发展的影响；同时，将集群作为空间管理的工具进行研究，评估了欧洲集群的生产率和效率，进而探究欧洲世界级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Safavi等人（2014）重点关注了世界级产业集群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带动影响作用，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固有的局限性和障碍，没有较高的生产力参与世界级制造（WCM），这给他们参加国际比赛带来了挑战和问题，而世界级产业集群是这些中小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有助于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因而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www.xing528.com)

随着中国积极推进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世界级产业集群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世界级产业集群概念的辨析、对世界级产业集群评价框架的构建、对典型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以及我国如何凭借地方特点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等内容上。这其中，欧盟作为目前世界级竞争力集群培育方面最为完善且较为成功的案例之一，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一些学者从提供支持服务、集群规划与发展政策（李力，2008）、集群创导（赵中建，2011）等角度探讨了欧盟营造培育世界级竞争力集群的框架条件。张佩和赵作权（2019）提出了欧盟培育世界级竞争力集群的“钻石”模型，阐明“钻石”模型的结构特征，并基于2000—2019年欧盟模式实践的政策及工具，揭示了欧盟形成培育世界级竞争力集群“钻石”模型的过程，还结合欧盟“钻石”模型的经验得出几点启示，为我国当下世界级竞争力集群的培育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张佩，2019）。他们在研究中指出，欧盟培育世界级竞争力集群的四个主要促成要素包括集群组织、集群网络、框架条件和卓越文化等，其中，集群组织是欧盟培育世界级竞争力集群的逻辑起点，集群网络是欧盟培育世界级竞争力集群的经营主体，框架条件是欧盟培育世界级竞争力集群的机制保障，卓越文化是欧盟培育世界级竞争力集群的“软件”支撑。张佩和赵作权（2020）还以挪威建设世界级集群为例，系统论述了如何培育世界级竞争力集群，并指出：（1）枢纽型集群组织是培育世界级竞争力集群的核心保障；（2）国家需要中长期、分阶段推进世界级竞争，世界级竞争力集群是通过培育建立起来的，而不是政府公布出来的集群建设，世界级竞争力集群内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相互信任、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需要国家中长期和分阶段地推进；（3）培育世界级竞争力集群必须加强“产学研”的紧密结合，优化国际协作，要整合蕴藏在产、学、研各界的资源，鼓励人才、知识、资金流动，最大化这些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科技创新；通过集群的区域化建设，使该地区形成独特的专业创造力、专有人才培养机制、区域特色竞争力；开发创新成果的市场潜力，将科技成果转换为市场成果。胡蓓等人（2011）从产业集群政策入手，分析了欧盟产业集群政策，以及对我国产业集群政策的启示。赵中建等人（2011）对欧盟集群创导项目及其典型案例作了分析，深入地剖析了欧洲创新集群的发展状况，为我国的创新集群发展提供了参考。曲洪建（2019）对全球范围内几大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分布与发展变化规律进行了梳理，他认为不同世界级产业集群成功的因素存在差异性，例如，他认为硅谷信息技术产业集群成功的因素主要在于技术人才、风险投资等，而丰田汽车产业集群成功的因素则为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理念；金字塔式本地化网络联络带动产业集群发展等；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其共性，也存在独特性。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通过对比世界级产业集群与一般产业集群的差异，针对中国长江经济带等地区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基础及优劣势进行了评估。盛毅等人（2016）对比分析了世界级产业集群与一般产业集群的差异，建立了世界级产业集群的评估标准。王佳和刘曼璐（2020）以苏南为例探索了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内涵与发展路径，认为苏南具有明显的区位集聚优势，城市群间的主导产业集群既有差异性又有联动性，并针对苏南如何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提出了建议：围绕制造业集群优势产业向上延伸完善创新链，依托技术优势创新链前瞻性地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完善区域创新生态体系和国际化的产业营商环境等。王振（2020）从区域分工与区域合作两个方面探讨了长三角地区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的路径，如在区域分工方面，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有效地促进产业链空间分工合理布局；在区域合作方面，激发中心城市创新溢出，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空间融合等。饶丽君（2019）在归纳世界级产业集群特征的基础上，对武汉如何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