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止谗毁诬陷：了解常用伎俩

谗毁诬陷之术主要运用于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场合，害人者与被害者往往可以互换其位，谗毁诬陷他人者也许同时又成为他人谗毁诬陷的目标。在这种出自剥削阶级极端贪婪自私本性的相互攻讦中，各种阴险狡诈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具体手法上，谗毁诬陷之术即有公开攻击的“明枪”，更多的则是背地捣鬼的“暗箭”。就其主要类型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栽赃陷害

栽赃陷害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谗毁诬陷常用的基本手段之一。所谓“栽赃”，就是为了达到陷害政敌的目的，有意编造攻击的依据和借口，使谗毁诬陷行为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言之凿凿、人证俱全，从而增加谗毁诬陷内容的可信程度，促使上司和舆论对之深信不疑，迫使政敌为之承负罪责。在中国古代的实际政治斗争中，栽赃陷害的具体手法花样甚多，其中包括：伪造证据、捏造事实；捕风捉影、生拉硬扯；设置圈套、诱敌上当；张冠李戴、嫁祸于人；等等。

伪造证据，捏造事实。为了寻找和编造诬陷政敌的依据，中国古代的谗毁诬陷者或者是利用权势，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政敌的头上；或者是同恶相济，众口一词，共同诬告政敌；或者是使用严刑逼供，致使政敌屈打成招；或者是捉刀代笔，直接伪造政敌违法犯罪的假证。例如唐代武则天时期，酷吏当道，诬陷成风，冤狱遍于国中。酷吏来俊臣“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数处别告，皆是事状不异，以惑上下”。对于被诬陷之人，来俊臣“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环绕炙之，并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瞰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自非身死，终不得出”。在种种酷刑和折磨虐待之下，被诬者“魂胆飞越，无不自诬矣”。尚书狄仁杰被诬入狱后，来俊臣索性“乃令判官妄为仁杰等作谢死表，代署而进之”。谗毁诬陷者所需要的证据，就是通过上述种种阴毒的方法取得的。

捕风捉影，生拉硬扯。从某些确定的事实出发，有意加以夸大和歪曲，并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无端搅在一起，利用政敌某些确实存在的言行，生拉硬扯地强加上毫不相干的罪名。这种手法，在栽赃陷害的实例中屡见不鲜。西汉大将军霍光受武帝临终遗诏，辅佐幼主昭帝执政。其政敌燕王刘旦和上官桀等人心怀不满，合谋进行陷害。他们抓住霍光检阅操练军队、调动军官等事实，诬告霍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要求汉昭帝“察奸臣变”。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固然是果有其事，但检阅操练军队和调动军官都是大将军职责范围之内的正常公务，并不是“非常”之举，更不能做为“奸臣变”的证据。只是出于刘旦等人栽赃害的需要，正常的公务才被牵强附会地变成了非正常的可疑之处。

设置圈套，诱敌上当。栽赃陷害的又一种手法，就是设置诱骗政敌的圈套，使他们浑然不觉地自投罗网，唐代李适之与李林甫并为宰相，两人争权不和。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暗生毒计，诱骗李适之说：“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上未之知”。当李适之如此向唐玄宗报告之后，李林甫却在答复玄宗的询问时说：“臣知之久矣。然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可穿凿，臣故不敢上言。”在李林甫的愚弄之下，李适之因“言疏”失去玄宗信任，以后又在李林甫的陷害下，被逼“仰药而死”。关于设置圈套、栽赃陷害的诡计，《水浒传》中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太尉高俅为陷害林冲，以比试宝刀为名，骗得林冲持刀误人白虎节堂。随即，高俅“人赃俱获”，企图以“手执利刃、故人节堂、欲杀本官”的罪名将林冲置于死地。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描写，当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一种间接反映。误入圈套的受害者，常常会陷入无法自明的境地，从而蒙受不白之冤。

张冠李戴，嫁祸于人。这种栽赃陷害手法，就是有意把本应由自己或者他人承负的罪责，移花接木转嫁到政敌头上，使政敌无端被祸、替人受责。所栽之“赃”，也许是确凿无疑的，只是故意把“赃”的承负者张冠李戴。常见的情形有：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需要寻找“替罪羊”，不惜嫁祸于人；为了攻击政敌，有意制造或寻找“赃物”，然后把祸水泼向政敌；某种“祸”意外降临之后，趁机借用过来，做为清除宿敌的借口。

第二，旁敲侧击

在中国古代的谗毁诬陷之术中，旁敲侧击是一种运用比较广泛普遍的手法。它的基本特征就是避免在实质性问题上与政敌直接对抗，尽量减少正面攻击，主要采用迂回进攻的方式，从政敌的软处和弱点开刀，旁敲侧击，借题发挥，从枝节细小问题人手来打击政敌的要害，从攻击他人人手来清除政敌的势力。这种手法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但实际上却常常能够对政敌造成致命的影响。旁敲侧击虽然不如栽赃陷害那般来势汹汹，但它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打击到政敌的要害部位。表面上不动声色的轻色细语和不着边际的轻敲慢击，掩饰着谗毁诬陷者城府颇深的险恶用心。历史上的谗毁诬陷者们，大多选择以下几个方面作为旁敲侧击的人手点。

一是在关键的时刻揭露和攻击政敌的种种隐私。个人的隐私，本不触犯他人的利益，也不是政敌之间相互争斗的焦点。但在谗毁诬陷者的眼中，隐私却是攻击政敌的极好“炮弹”。在正面攻击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会紧紧抓住政敌一星半点、似是而非的隐私，如获至宝，借题发挥，以此从人格和生理方面对政敌进行诬蔑，毁坏政敌的政治前程。西汉张敞精明能干，政绩显著，‘‘朝廷每有大议，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对于这样一位对手，如果从能力和治绩方面发动攻击，未免无从下手。于是，张敞的政敌们便从他的隐私开刀，攻击张敞“无威仪”、亲自“为妇画眉”。御状告到了汉宣帝面前。张敞本人对这区区小事毫不在乎，不以为然地在宣帝面前自我辩护：“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尽管宣帝“爱其能，弗备责也，然(张敞)终不得大位”。攻击隐私的伎俩，毕竟还是产生了效果。在某些关键性的时刻，这种手法甚至可以发挥彻底断送政敌政治生命的作用。战国时代的赵国名将廉颇一生打了无数胜仗，后来失势逃奔魏国。赵国在秦国军事威胁之下，急需良将。“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于是赵王派遣使前往魏国观察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不愿失去这个机会，“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谁知这位使者早已被廉颇的仇敌所收买，还报赵王说： “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大便失禁，如何担当军务重任?“赵王以为老，遂不召”。小小的生理隐私、间接巧妙的谗言，使廉颇东山再起的希望彻底化为了泡影，最终郁郁不得志地客死他乡。

二是在关键的时刻清算政敌的历史老账。攻击隐私，是从攻击细节人手攻击政敌的要害；清算历史老账，则是从攻击过去人手攻击政敌的现在。两者都是旁敲侧击，但人手点则有所不同。清算老账，实乃“醉翁之意不在酒”。谗毁诬陷者们对政敌以往的过失和污点进行谴责惩罚，并非真正出自道义、信念、原则和责任。他们把政敌的历史污点作为一种把柄，捏在自己的手中，寻常之间并不轻易发难。只是到了双方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或者在政敌即将“发迹”之际，他们才会突然发作起来，旧事重提，老账新算，在关键性的时刻抛出足以改变政敌命运的“重磅炸弹”，从清算老账人手，损害政敌的眼前利益。战国著名军事家吴起，年轻时“游仕不遂”，在离家与其母诀别时立下了“不为卿相”决不还家的誓言。后在师事曾子时，“其母死，(吴)起终不归”。若干年后，吴起在鲁国为将。当他的军事才能显露之后，嫉妒谗毁者蜂拥而至。他们重新翻出当年“母死不归”的老账，攻击吴起“为人猜忍”，终于把他排挤出鲁国。唐玄宗李隆基是在成功地发动了诛灭韦氏的政变之后登上帝位的。政变过程中，他的亲信死党与他一起铤而走险，唯独家奴王毛仲临阵逃脱，“避匿不从，事定数日方归”。当时，“隆基不之责，仍超拜将军”。玄宗即位后，王毛仲宠信有加，一时位极人臣。然而，好景不长。20年后，玄宗与王毛仲产生了矛盾。宦官高力士一向与王毛仲有隙，趁机大进谗言。“昔诛韦氏，此贼心持两端”，便成了攻击诛杀王毛仲的极好理由。20年前的历史老账，最终断送了20年后王毛仲的性命。

三是在关键的时刻从攻击他人人手攀染株连政敌。这是一种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伎俩。攻击刚开始时，矛头似乎并不是直接指向政敌本身，往往是先在他处虚幌一枪，然后刀锋一转，逼向真正的攻击目标。其具体表现形式甚多：或者是从扫清外围人手，首先攻击政敌的党羽，削弱政敌的势力，使政敌丧失权力基础、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然后再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政敌本身；或者是“擒贼先擒王”，首先攻击政敌的上司和靠山，造成 “树倒猢狲散”的形势，使政敌失去庇护、不击自溃；或者是通过惩治与政敌有某种牵连的第三者，引蛇出洞，诱使政敌不得不出面干预，然后追究政敌作为第三者的“后台”的责任；或者是不管有无真凭实据，从攻击“死老虎”和“落水狗”人手，顺藤摸瓜，攀染株连，在“乘胜追击”中，将政敌作为“同党”而一网打尽。在上述种种情况中，谗毁诬陷者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被谗毁诬陷者则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www.xing528.com)

第三，挑拨离间

谗毁诬陷离不开挑拨离间。政治斗争中的挑拨离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感情关系方面拨弄是非，挑拨政敌与掌握政敌命运的权势者之间的关系，离间他们的感情，使政敌丧失权势者的亲近感，增加了权势者对政敌的厌恶感，从而借助于权势者之手，毁坏政敌的政治前程。北宋大臣寇准深受宋太宗的亲近信任，曾多次遭到政敌的谗毁诬陷。当寇准因犯有过失被罢知青州后，宋太宗不忘旧情， “念之常不乐，语左右曰： ‘寇准在青州乐乎?’……数日辄复问。左右揣帝意且复召用(寇)准，因对曰： ‘陛下思(寇)准不少忘，闻(寇)准日纵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君主念念不忘旧臣，而旧臣却把君主忘到了九霄云外。这种阴毒的谗言，当然会使宋太宗由“有情”转为“无情”。后来，在辽军大兵压境之时，寇准力主太宗亲征。宋辽以“澶渊之盟”而罢兵相安。事后，寇准“颇自矜澶渊之功”，“帝亦以此待 (寇)准甚厚”。寇准的政敌王钦若对此“深嫉之”，暗中在太宗面前大进谗言： “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离间君臣感情的结果，便是“由是帝顾(寇)准寝衰”。且不论君臣，就是亲如父子，也难免为离间之术所伤。汉武帝十分宠爱太子刘据。刘据的政敌“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常微伺太子过，辄增加白之”，甚至暗中在太子宫中“作桐木人而埋之”，伪造太子诅咒武帝的假证据。致使武帝父子反目，刘据被迫自杀。多年之后，刘据的冤情大白。武帝“怜太子无辜”，专门修筑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老年的武帝为当初误杀亲子而流露出的痛悔之情，“天下闻而悲之”。

二是在信任关系方面离间破坏，利用权势者的多疑猜忌心理，故意制造假象，使政敌丧失权势者的信任感，从而借助权势者之手，直接清除政敌或者剥夺政敌所掌握的权力。北周与北齐交敌期间，北周大臣韦孝宽为了翦除劲敌北齐丞相斛律明月，编造了“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高山不摧自崩，槲树不扶自竖”的谣歌，“令谍人多赍此文”，在北齐都城广为散发。这些谣歌，大意是北齐高氏王朝将要被斛律明月所取代。“高山”，暗喻高氏王朝；“明月”、“槲树”、“百升(斛)”，则包含着斛律明月的姓名。对于这样充满“政变”气味的谣歌，北齐君主当然会高度警惕。在韦孝宽的离间中伤之下，无辜的斛律明月无法继续得到君主的信任。“竟以此诛”。三国时代的周瑜也曾导演过同样精采的一幕。赤壁大战前夕，魏、吴两军隔江对峙。曹操派遣蒋干渡江，以“会友”为名，企图进行劝降活动并刺探军事情报。周瑜将计就计，伪造了曹军将领的约降书，故意走漏风声，利用蒋干传递了假情报。多疑的曹操果然上当，误杀了两名谙熟水战的将领，严重损伤了曹军实力，结果赤壁之战大败而归。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这段“蒋干盗书”的故事，只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在撰写《三国演义》时虚构的情节， 《三国志》中并无记载。尽管如此，它也间接说明了这种挑拨离间、借刀杀人的权术手段在实际政治斗争中的运用是十分普遍的。

三是在利害关系方面制造矛盾，有意在政敌与权势者或他方力量之间挑起事端，引发利害冲突，使他们相互残杀，挑拨离间者则“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中国古代著名的“二桃杀三士”事件，就是运用这种权术手段的典型。春秋时代，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臣事齐景公，俱以勇力闻名。相国晏子 “过而趋，三子者不起”。这种倨傲不恭的态度使晏子十分恼火，便以“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的罪名，建议景公除去三人。根据晏子的计谋，景公有意以二桃赐予三人，让他们“计功而食桃”。在如何分桃的过程中，三人之间产生了利害冲突，结果皆弃桃而自杀。晏子不费吹灰之力，便轻松自如地除去了“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的三个劲敌。这个险诈的计谋，常常使后人感慨万端。在后世历代的诗文中，便出现了许多“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二桃杀三士，讵假剑如霜”之类的名句。

挑拨离间的手段，在敌对阵营之间运用相当广泛而且行之有效。特别是在敌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挑拨离间之术不知做过多少有声有色的生动表演。它使胜利者一方分化和瓦解了敌方阵营，破坏了敌方的团结，削弱了敌方的力量，促成了己方的胜利。作为失败者一方，则在对方的挑拨离间之下，内哄互斗，自损实力，实际上起到了帮助敌方战胜己方的作用。《韩非子》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实例：春秋郑桓公打算袭击郐国，出兵之前先演出了一场离间郐国君臣的假戏。他将“郐之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编成名簿，然后将郐国的良田和官爵分别书写在各自的名下，仿佛是事后论功行赏的依据。接着，郑桓公故意大张旗鼓地“设坛场郭门之外”，煞有其事地将赏赐名簿埋在地下，祭以鸡豕，“若盟状”。消息传到郐国，“郐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不久，郑桓公“袭郐，遂取之”。

第四，造谣诽谤

造谣诽谤也是谗毁诬陷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陷害方式，主要是通过编造和散布没有事实根据的谣言，诋毁中伤政敌的声誉，破坏政敌在社会舆论和上司心目中的形象，在政敌无法防备的情况下，损害政敌的实际利益。造谣诽谤大多采用暗箭伤人的办法，在隐蔽诡秘中进行。谣言的最初制造者，往往无人知晓、很难查清。所有的谣言的来源，都在“听说”、“据闻”之类的遁辞中隐蔽得无影无踪。就谣言的内容来说，常常是言者捕风捉影，信口开河；传者人云亦云，添油加醋；闻者将信将疑，真伪难辨；被害者莫名其妙，有口难辩。造谣诽谤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种：一是“流言”，二是“谗言”。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在方法、场合、对象、目的、效用等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

所谓“流言”，主要用于“惑众”的场合，通过散布流言飞语和“小道消息”，有意将政敌或许是莫须有的“恶行”和“丑闻”宣示于众，在社会大众舆论范围内诋毁政敌的声誉、污蔑政敌的人格。这种造谣诽谤方式，借助于人们普遍存在的轻信与好奇心理，可以在非常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产生影响。流言飞语之“流”和“飞”，即形象地表明了它在传播方式上的基本特征。一旦言“流”语“飞”，便会产生盲目而可怕的舆论力量。被害者一方面不知“暗箭”来自何方，无法与之正面交锋；一方面又无力与舆论对抗，根本不可能在流言所及的同样范围内揭露真相、剖明心迹、肃清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流言伤人的实例不胜枚举。南梁沈炯“为飞书所谤”，险些丧命。“飞书”者，即今日之“匿名信”。辽代战将耶律突吕不尽管在讨伐党项的战争中立有赫赫战功，但在“飞语中伤”之下，不能居功自保， “惧而亡”。西周初期，成王年幼即位。周公受武王临终遗托，忠心耿耿地辅佐幼主执政。其政敌管叔、蔡叔等人心怀不满，“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无以自明，惧而“奔楚”。总之，散布流言飞语是为了“惑众”， “惑众”则可以借助于“众口”的威力，谗毁诬陷政敌。“众口所移，无翼而飞”；“众口所语，三人成虎”；“众口所毁，浮石沉木”；这些古人流传下来的感慨，确实反映了“流言”的特征和效用。

所谓“谗言”，主要用于“惑上”的场合，一般是暗中捣鬼、背后拆台，在掌握政敌命运的权势者面前诬陷诋毁政敌。这种造谣诽谤方式，利用权势者的猜忌防范心理，捏造事实，挑拨离间，造成权势者对政敌的疑惧、厌恶和仇恨，从而借助权势者的力量，对政敌施以致命的打击。进谗言者总是迎合权势者的心理，装出一副谄媚尽忠的模样，仿佛是为了维护权势者的利益而“慷慨陈词”，这就使“谗言”具有强烈的迷惑权势者的作用。同时，又由于进谗言者本身往往就是权势者的亲信耳目，所以权势者很容易相信他们的谗言。实际上，进谗言者只会从自己的利益或者某种阴暗卑劣的心理出发，把谗毁的矛头指向那些自己视为政敌的人们。战国韩非子指出：“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这是为索赂不得而进谗。据楚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云：大夫登徒子嫉妒宋玉的风流倜傥，便趁“侍于楚王”的时机，短宋玉曰： “（宋)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这是因嫉妒而进谗。明代宦官尚铭，原本出自太监首领汪直的门下。当尚铭的地位扶摇直上之后，两人产生了隙怨。就在汪直预谋倾陷尚铭时，尚铭先发制人，暗中刺探了汪直的阴事，并趁其“监军在外”的时机，在明宪宗面前谗毁汪直“泄禁中语”。终使汪直失去了宠信，从此一蹶不振。这是为争权倾轧而进谗。除了上述种种情形之外，另有为排斥异己而进谗、为打击报复而进谗、为翦除劲敌而进谗等等表现形式。

总之，在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谗毁诬陷的各种常用手段，包括栽赃陷害、旁敲侧击、挑拨离间、造谣诽谤等等，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中，如鱼得水而大显身手，描绘出了一幅幅阴险毒辣的历史政治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