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高瞻远瞩的领袖智慧

1947年初，胡宗南大军进逼延安，局势跟陕北的严冬一样冷酷。即将撤离延安的美联社驻延安记者罗德里克来见毛泽东：“毛主席，在目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前途看来的确黑暗，将来会怎样?”。毛泽东微笑着，沉思了一会，慢慢地说：“两年后，我邀请你到北京来探我。”以后的事都已经由历史证明了。

毛泽东这种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是建立在他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必胜信心之上，同时，也表现在他那具有缜密的战略头脑和科学的理论思维之中，毛泽东有着长远的历史眼光，深邃的洞察力，敏锐的分析判断，是一个运筹帷幄的战略家。而这正是领袖人物必备的关键性素质。

毛泽东思维的锋刃，是他自觉地在日常生活和斗争实践中不断磨练出来的。他在观察历史时，具有一种罕见的、不受细节缠绕而直接把握本质的能力。这往往使他比别人能更迅速地领悟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在五四期间他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的著名文章，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我国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加以比较研究。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辛亥革命的失败，则在于它只是“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的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而五四运动再次证明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陆荣廷的子弹，永世也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由此，他联想到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和反抗运动，斗争的双方都有大联合，而斗争的胜负，则决定于联合的坚强与否，以及作为这种联合基础的主义是新是旧是真是妄，从而得出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的重要结论。同时，他提出了联合的策略原则：大联合要由种种小联合构成，小联合以各阶层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基础，大联合以各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在小联合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提出的一个战略思想，为后来革命统一战线方针和群众路线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并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取得革命胜利的主要法宝之一。

当毛泽东倡导把革命的中心转向农村，武装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嗤之以鼻：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走对了。在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即将陷入敌手时，毛泽东却宣称武装到牙齿的美蒋反动派只不过是纸老虎。许多人当然不相信，而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他的敌人也哑口无言。抗战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团的谢伟思说：“我曾问过很多中国共产党朋友们，毛主席为什么能战胜他的很多敌人，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他高瞻远瞩’”。

毛泽东比别人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些，但他总是这样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有一大批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人，组织联军共同作战。早在1915年，他就将自己的姓名拆成笔画，发出有名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要结交能耐艰苦，愿为国牺牲的青年朋友；1917年又和几位挚友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为把学会造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毛泽东有着“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宏图大略。如蔡和森所说，即“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

为此，毛泽东主张：学会的同志应分散到各地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甚至提出“大留学政策”，除组织会员去法、德等西方国家勤工俭学，还安排人去日本、南洋；以后又组织了湖南一批进步青年去苏俄留学。“广为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与此同时，他坚持将何叔衡、陈章甫等学会骨干和他一起留在长沙，把长沙作为学会的后方基地，创办自修大学，多方培育人才，并作一长远计划， “以为后来活动地步”。(www.xing528.com)

依“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学会规定了严格的入会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学问、品格不好和没有革命志向的人不能加入。入会须有五人介绍，评议部通过，并决定学会的作风应当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和不依赖旧势力等。

与当时一些各种思潮兼收并蓄的学术团体截然不同的是，毛泽东坚定地主张学会不能只是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而应是主义的结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共同信守的指导思想来统一会员的思想和行动。对实践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大浪淘沙、思想分化，毛泽东又主持做出决定，将那些背离学会原有宗旨的人及时分离出去，不断纯洁组织。

新民学会的历史作用在于，它不仅推动了湖南的革命斗争，而且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骨干。

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的远见卓识，不啻是他日后领袖生涯的小型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