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为主体的乡风与文化建设

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围绕着乡村振兴五大任务践行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艺术最直接针对的核心就是乡风文明。乡风文明相较于其他四项，是很难用产业或者中央资本的介入扶持来达成的，这主要是因为乡风文明建设包括了信仰的修复、文化的修复。

探讨乡风文明，我们必须从乡村文化入手，从乡村的属性和问题着手，如内生和外生矛盾等。目前，乡村文化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梳理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寻找正确的发展方向，构建合理的系统方法，以便各参与方能够制订出不同层级的切实方。

（一）乡村文化的两个问题：内生和外生

内生性是乡村文化的天然属性，这里面既有近代以来凸显的民族性特征，又有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性特征。但目前，内生性的矛盾仍然存在，包括民族和民间两个方面。

从民族的层面来看，乡村是整个华夏文明的根基所在。春秋战国开始，“重农抑商”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经济的主基调。历代王朝以农为本，劝课农桑，限制工商业发展，康熙皇帝更是把“演耕”作为法律固定下来，每年春季举行“演耕”之礼，垂范天下。这种政治上自上而下、经济上自下而上的双向模式形成了稳固的文化结构，并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

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破坏，始于乡村小农经济的瓦解。当一个国家文化的根基不在，危机首先必然是民族性的。半个多世纪过去，城市已经成为经济、文化的重心。而一个民族在经济长足发展之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寻求“文化自信”，文化理性便得以回归。放眼望去，到处是一座座干净的水泥城市，只有乡村的阡陌、田园、民居、宗庙……仿佛在诉说着民族的过去，等待着应有的传承。这种文化寻根，天然带有一种悲凉的味道。乡村，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期待着再一次重生。

在民间性的层面上，大量人员的外出务工，造成了农村留守人口的减少，经济的落后、人口的锐减以及家庭结构的破坏直接导致了现代乡村发展的滞后。其中，民间文化不可避免地迅速消失。曾经活跃于乡间的各种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杂技、技艺、医药、历法、礼仪、节庆、游艺等文化基因，不仅逐渐脱离日常生活需要的肥厚土壤，还面临着严重的传承断代问题。以戏曲为例，据文化部统计数据，1983年我国有373个戏曲种类，而到2012年减少为286个，20年间就消亡了近100个。此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也都在60岁以上，45岁以下的传承人不到10%，民间文化传承难以为继。

再来谈谈外生性的矛盾。乡村文化之所以还有外生危机，主要是客观环境带来的，即乡村文化的各种物理载体正在缩小。据住建部统计，2000—2010年，我国自然村数量从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多万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而到2013年，在全国尚有的230万个村庄中，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在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仅剩下不到5000个，现存传统村落数量仅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9%。如何在城镇化不断前进的滚滚巨轮下抢救乡村文化遗产，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

外生危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自现代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城市病”问题。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调查报告，全市常住人口密度从首都功能核心区向外围逐渐降低，其中北京核心区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2万多人，是生态涵养区的109倍。无论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北京人口和资源从城市到乡村地区的反向疏散都在不断发生，近年来兴起的“沟域经济”就是这一趋势的生动写照。这种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是对乡村文化的一次冲击。

在了解了这些基本动机之后，探讨乡风文明就有了深层次的话语范畴。这个时候艺术振兴乡村对于乡风文明的建设来说，实则是最为灵魂的，它一方面能够服务于当下的乡村建设，另一方面又能够弥补文化的裂痕。当然，这绝不是单维度从艺术到艺术、从设计到设计来看其价值和意义，而是以艺术为抓手，全局性地去看待这一问题。

尤其是在当下，农民原子化、农村空心化、农业增收难的态势在我国农村日趋明显，单纯依靠“输血式”的“外生驱动”已经无法实现乡村振兴的要求。为此，2016—2019年连续四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要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特别是2018年和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要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村民内生动力的激发是乡村内生动力的核心。激发和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不仅明确了农民是农村内生发展的主体，也为设计介入乡村指明了方向。

（二）内生动力激活策略

“三农”问题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指导农业农村发展提出了重要的行动指南。面对乡村建设的问题，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投入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项目中。艺术振兴乡村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其模式、内容呈现多样化，涉及人口、农业、文化、经济、管理等各个领域。

在我国，文明的源头在乡村，社会秩序的根基也在乡村，同时，艺术也是我们美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常规的乡建手段及手法已不能适应当代人对生活及物质的要求，创新思维、体验式经济、沉浸式感受等更能体现人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对审美的要求及对当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因此，从满足人民需求和解决矛盾的动机出发，可以通过艺术手段，用艺术的思维、艺术的创新改变乡村的整体形象，转变乡村的传统产业模式，实现农业产业升级，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时体现农民的自尊、自信、情感归属与幸福感。

在表达思想、传达概念上，艺术是一种最直接、最便捷的语言，它通常以友好的方式进行沟通。不同的艺术形式之所以旷日持久，是因为它们诞生于一个区域特有的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中，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因此，艺术作品往往反映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奋斗历程和美好愿望。

第一，艺术语言通过作为具体符号的艺术品，成为构成美学话语的结构性事物。这种符号学语言以美的形态呈现，以直观的视觉感受传达信息，没有语言交流障碍。艺术语言能够跨越国界和种族在人们心灵上达成一种共识，在人们思想上达到共通。(www.xing528.com)

第二，艺术手段较之行政命令等其他手段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认可。艺术以无形的、春风化雨似的形式滋润和灌溉，是一种友好的交流手段。

第三，艺术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与艺术有着天然的联系，艺术既是美好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美好生活体验的助力器。

艺术振兴乡村是借助艺术形态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联。艺术介入乡村的焦点不是艺术本身，而是通过艺术手段介入恢复乡村的礼俗秩序和伦理精神，激发村民的主体性和参与感，延续人们内心深处的敬畏和温暖。乡村建设从人的建设出发，人的建设首先是精神的建设，在进行艺术乡建过程中，采取微循环经济的方式来推进乡村的进步。有效的乡村建设不是以一种外来的东西改造乡村、重构乡村，而是从乡村本来的逻辑出发建设乡村。

1.引入有效的市场机制，调动村民自发参与的积极性

传统村落的重新激活不仅是传统村落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时代对其提出的需求，城镇化的高速进程将农民和农村远远抛在了身后，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很难在时代巨大的浪潮下精确把握住自己与乡村的立足之地，自然需要一个具有局外视角的设计规划者在这个干预过程中，对传统乡村本身内在的精神动力进行激发。

许多地方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时，没有积极探索如何引入市场机制、发挥社会力量作用，而是采取传统的行政动员、运动式方法，尽管一些设施一时高标准建成了，却难以维持长期运转，缺乏长效机制。这一方面是乡村建设没有真正的落到乡村实处，从每个乡村最根本的需求及可能性出发，所以“人走茶凉”，村民们并没有自发的参与也没有动力去维护；另一方面是没有合理的运营机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这些乡村建设成果很少能成为该村赖以生存的产业之一，没有好的运营导致后续力量不足，不能可持续发展。

艺术创作强化了乡村民众的参与意识，不仅可以增强乡村民众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而且能够调动民众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治理主体的参与活力，释放了乡村治理的社会活力。艺术活动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基层和民众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让农民群众共同参与，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从另一个角度看，艺术创作非行政手段，能够避免个体形态社会参与权利的虚化或流失，组织形态社会参与面临效能弱化以及制度体系内卷化等问题，不仅不会削弱乡村治理的广度、深度和效度，还能提升乡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坚守“农民为主，艺术家指导，政府协助”的主线，激发乡村治理主体的内源动力，突出发挥乡村治理的中人的积极作用。

艺术设计作为一个纽带，它的激活能够充分挖掘资源，形成面向特定人群的文创产业及以旅游、体验为导向的服务产业，加强城乡资源与信息交流，形成城市推动乡村发展、乡村反哺城市的城乡协调发展态势，并在全盘的系统性考虑中引入合适的市场机制，建立合理的运营机制，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其具有的优势性。

2.激活村民主观能动性，实现文化传承与再创造

艺术和贫富无关，人本来就需要艺术，艺术设计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而不是以一纸行政命令来强迫或者要求人们进行活动。

我们讨论用艺术激活乡村与村民，不止是对传统村落景观的改造，也是对乡村情感的体悟与关照。传统村落的文化是活的遗产更是资源，我们对遗产应当传承和保护，对资源则应该进行开发与再创造，通过公共参与、深度访谈、持续对话等方式，传播传统技艺等非遗保护思想，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增强村民的劳动技能，加快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央政府层面提出的生产性保护理念正是如此。

而资源的利用主体也绝不只是介入乡村的艺术家，更应该是久居于此的村民。任何艺术行为，在协调传统村落资源，激活沉睡的村落机枢之前首先应考虑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因为文化真正的传承与再发展，绝不是依靠外来艺术家一时带来的冲击，也不是行政干预，而是通过艺术设计的手法，利用村民自己的力量，使其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改善自己的村容村貌，改善自己家的生活环境，让这件事情变得与每一个个体息息相关。

艺术手法是潜移默化的，它作为一个抓手，把乡村建设最核心的这一批人——即村民本身黏合起来，增加凝聚力，这是目的也是价值。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和他生活休憩相关的事物的美化，改善，让他切实地感受到“艺术美”这样一种春风化雨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让村落中的居民有具体的参与感，形成传统村落的文化艺术氛围，不仅能够激活农村村民的内生动力，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更能向农村群体敞开大门，传播知识、建设文化、实现自我建设，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等靠要”。从而促进乡村“文化富民”的产业化发展，达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有深度，有质量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