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场域与乡村振兴：共促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的衰败与褪色日益加深，如何解决乡村问题，找寻到一条乡村振兴的可行道路，是当前亟需探讨的问题。依托中国的独特国情，我们必须认识到，传承千年的“乡村”“乡土”更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重新解读。生态场域理论作为社会学中场域理论的延伸，被引入乡村振兴中，从其秩序、本位、互动与超越等内涵出发，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力求为艺术振兴乡村的思考与观察提供一种新的角度。

（一）场域理论与乡村秩序的建立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设立了乡村治理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意见》还明确，2020年，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组织为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村民自治实践进一步深化，村级议事协商制度进一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在我国乡村，村民自治具备自己的体系。20世纪40年代后期，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乡土社会治理方式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不是靠法律，而是靠“礼”这种社会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它正是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相互配合适应的，通过不断重叠、蛛网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到其他人，进而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合适的统治秩序。“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观点，指的是由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有差等的次序关系。费孝通提出的“人治”是乡村治理中的自治与德治的总和，因此乡村治理有一定特殊性，其更依赖乡村中的传统文化以及软性的规则。

目前，普遍认可的乡村治理有三个途径：一是基于村规民约、民族习俗、共同记忆和行为规范基础上的价值共识，是乡村保持良好秩序的内生变量；二是基于血缘、地域或文化共同体基础上，并经自然选择和村民信任所形成的自然权威，是现实中乡村维护秩序的重要力量；三是权力让渡并创设环境、提供保障，是当前乡村形成自发秩序的关键因素。

不难看出，我国乡村治理主要的内涵是乡村秩序的构建，因“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所以这种秩序的建立更依赖人，依赖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的关系。所以，乡村治理中应该注意或是最为突出的特性则是费孝通所说的“乡土性”。

而“乡土性”从单维度来看，可以尝试用场域理论去解读。乡村就是一个生态场域，“乡土性”是这个场域里的要素之一，因此，乡村治理问题可以用场域理论来协调和解决。

场域理论是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它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物理学概念，提出者是库尔特·考夫卡等。何谓“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进一步说，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总体而言，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

此后，法国学者布迪厄发展了场域理念，他将其引入到社会学中，用以探究社会学问题。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能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在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和社会矛盾的深化，场域理论逐渐扩展延伸，出现了“生态场域”这一概念。“生态场域”实则是一个特定的关系网络集合，它的集成要素为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相互融合，从而形成。

秩序是生态场域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内涵。在复杂交叠的关系网络中，所有的参与者以遵循秩序为基础，恪守本位，良性互动，从而达成他们对特定资本的挖掘、抽象与建设，实现对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重新塑造。生态场域理论蕴含着秩序、本位、内涵，具有对等、融入、良性、多元的四个特征。秩序也是一种规律，社会生活为什么会如此具有规律性？如此具有可预见性？如果说外在结构并不机械地约束着行动，那么又是什么赋予了行动以行动的模式呢？惯习这一概念给出了部分答案。惯习是一种结构型塑机制（structuring mechanism），其运作来自行动者自身内部，尽管惯习不完全是个人性的，其本身也不是行为的全部决定因素。

根据生态场域的理论，理想状态的乡村应该是：作为乡村主体的村民以遵循秩序为基础，恪守本位，良性互动，从而在农村进行生活、建设，实现对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重新塑造。对等、融入、良性、多元是生态场域理论的四个特征。在当下的乡村生态场域中，这些特征可以促进乡村发展。其实，不少乡村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引发的农村发展的不断失序问题，因此“生态场域”理论以及特性的引入，对于引导传统村落社会回归正常的、有序的运行轨迹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社会的基础、差序格局、礼俗社会之根源，都在于“乡土性”。“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中国乡村治理大体上仍然围绕“礼”与“教化”不断推进。那么在乡村生态场域中，这种“礼”与“教化”除了村规民约、传统风俗外，还要符合多元化，还要引入新的元素，还要具有新时代的特色。

因此，把艺术的概念引入乡村生态场域中，让艺术代替部分“礼”和“教化”的功能。曾经在乡村进行艺术乡建的时候，一位村支部书记这样说：“喜欢美的人，心灵都是善良的。”艺术家们在遵循美的规律和设计的一般规律下指导农民，创作出既可以传达出外在美的也可以传达出内在美的内容。艺术作品也要符合社会发展的秩序，从源头杜绝不利于社会秩序建立的内容。源于生态场域理论的秩序性是艺术作品应该遵循的本质规律，在艺术家与农民共同的艺术创作中对于秩序性的把握，是一个设计的基础。故而，除却对艺术家与作品的要求之外，更进一步，如何通过艺术的创作与运作，以艺术的方式整体性地做到社会秩序的调整与引导也很重要。

因此，需要把人、自然及艺术这三个要素放在一个共生的场域中形成和谐的共处关系。同时，以生态场域理论的视野切入，它也将以独特的内涵方法去总结出更贴切、真实的策略与方法。

（二）基于生态场域理论的实际案例分析

1.基于“秩序”探析许村公共艺术公社

许村是位于山西太行山山脉末端的一个古村落，也是如今被称为“中国乡村版的798”的国际艺术公社。在未经艺术改造之前，渠岩曾以社会学的方式对当地村民进行调研，而结果显示，大多数人希望以政府拆迁的方式让全家逃离农村。而这从本质上而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农村发展的不断失序问题。

传统村落的空间衰败而单一，从而导致农民大量逃离，又因此恶性循环，使得原本凋敝的村庄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显得愈发破败不堪，无论是原本的礼法、宗族，抑或是属于乡村的人情与规则，都随着人员的流失而分崩离析。在这种情况下，渠岩将艺术引入许村现存的公共空间中，其意义并不在于艺术自身，而在于对于乡村这样一片干涸的土壤开始与艺术建立起联系。

在许村的国际艺术公社中，则是以“环保”和“可持续”的建筑理念对乡村原有的空间进行修复再造，同时也因此起到普及文化价值、社会启蒙和一定的乡村教育作用，以这样更加温和的手段对乡村原本失序的混乱状态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从这时开始，艺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普通村民，影响他们的生活和行为。艺术家的确不是简单地着眼于自我的艺术创作，艺术不是仅仅被限制在艺术史和艺术审美的情趣之中，而是一种艺术实践行为，或者是一次社会运动。

2.基于“本位”探析碧山丰年庆

碧山位于曾是徽商发源地之一的黔县，与当下大多数中国传统村落一样，面临着大量年轻人口流失，前往城市务工，当地只剩下大量老人，经济衰退的尴尬局面，而即便是它曾经拥有的宗祠建筑、古牌坊和独具特色的徽派民居，也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之下，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乡村价值和文化被损坏、被忽视，甚至于被埋没了。

在这里，欧宁与左靖的介入，也是以地方的传统技艺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再引入现代的设计理念，在当下的城市化进程矛盾中，更好地保存碧山村的乡村意象、乡村性、地方文化、传统工艺和历史，因地制宜地布置场馆。而其中所做的公共空间改造也是以家族祠堂为基础，融入了乡村原本的宗法制度，包括把从前当地村民饲养牛蛙用的临时休憩场所改造成了“蛙舍”，也是从村民的原有条件和实际需求出发，最大程度地利用碧山原本闲置的空间，完成了第一届碧山丰年庆的作品。(www.xing528.com)

实际上，正是把乡村放在本位去考虑，才能真正使乡村的资源和空间获得发展中所需要的养分，否则哪怕在短期内达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发展空间，得到良性的和可持续的发展，最终也可能会致使乡村本身的既有资源逐渐在城市化和商业化的以经济为主导的浪潮中被蚕食和吞没。

3.基于“互动”探析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

越后妻有位于日本本州岛的新潟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稳定的农业文明也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秀丽风光，然而纵然如此，也无法抵挡城市文明与消费文化的大力冲击。越后妻有与其他典型的日本传统村落一样，人口流失、房屋空置、空心化、老龄化，留守的老人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也在其中被悄然瓦解。

而在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的筹备过程中，策展人北川富朗选择了以艺术这种相对柔和的手法去介入村民的生活，去与地方产生互动，他一点一滴地去逐渐了解、深入、追溯村庄的历史及风土人情，并设法用有趣和有亲和力的艺术方式渗透进入，以便于村民去触碰、熟悉、了解艺术。也正是有别于过去封闭式、割裂式开发的参与模式，使得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成功，避免了成为广袤乡土中的一座孤岛，一个画地为牢、故步自封的乡村景区（图1-1、图1-2）。

同样地，在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开展的前期，面对着信息闭塞、居民保守、物流和资金匮乏等困难，北川富朗采用协作的方式让当地人参与到作品之中，用艺术把过去人们聚集的场所、共同拥有的喜怒哀乐变成作品，成为艺术，去唤起当地人的自豪感，去感动外来者，去赞美这里的生活，并拉动更多的外来者去推广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以互动的方式形成一个可持续的走进来走出去的产业链和系统。

图1-1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图片来源网络）

图1-2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图片来源网络）

4.衢州柑橘艺术节设计实践

浙江省衢州市域面积8844.55平方公里，下辖柯城、衢江、江山、龙游、常山、开化等两区一市三县，以衢江和乌溪江为景观和生态轴线的4个城市组团，4个公共活动中心，1个干路系统，5条楔形绿带的城市结构，共有45个建制镇，43个乡，13个街道。其中省级中心镇13个。

新中国成立以来，衢州柑橘种植业稳步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最高峰，主产于柯城区的椪柑是衢州柑橘的代表性产品。衢州市城市性质是“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生态园林城市”，试图建设生态环境优美、居住条件优越、配套服务完善、市民生活多样的宜居社区，同时，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春也在衢州起源，旧时衢州有立春踏春之习俗。橘子作为衢州的优势资源，需要在政府、企业、村民、市民的共同努力下，尽可能地得以较好的开发。但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多元维度而言，橘子这一优势资源的开发仍然缺乏系统性与创新性，更没有形成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橘子文化”。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衢州柑橘的盈利能力出现了明显下降，地区品牌效应开始萎缩，曾经引以为傲的柑橘文化使老百姓亦喜亦忧。未来应对这一困境，衢州除了大力引进优秀柑橘品种、提高产品加工生产质量，更亟待重新塑造衢州柑橘文化品牌。

因此，柑橘作为衢州的特色产业，成为此次乡村公共艺术节的相应主题，同样，乡村公共艺术节本身也会成为地方区域品牌的构成要素，而地方通过乡村公共艺术节所相应形成的文化标志、文化氛围和人文品牌，反过来又对节日的广泛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形成一个互助互利的良性循环。因此，衢州柑橘艺术节以引导秩序回归、坚持农民本位、增强在地互动为设计原则，达到改善衢州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发挥柑橘艺术节集群效应、刺激经济增长、实现衢州与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目的。

基于生态场域理论研究，采用紧抓当地特色文化，构建柯城柑橘文化IP；强调地方农民参与性，建设差异性美学场域，实施EPC总承包模式，搭建社会化平台的设计策略。以“艺术振兴乡村　橘业福润柯城”为主题，希望借由衢州柑橘文化艺术节，而打造成为一个“服务型、可持续、可运营”的文化传播、交流合作的平台，用文化手段重塑衢州的柑橘品牌，用艺术感染力带动乡村振兴，实现对农业品牌的推广以及对其核心价值的增值。

石梁溪景观带是衢州柑橘艺术节的主要布置场所（图1-3～图1-5）。通过“节气”这一主题沿景观带分四部分在当地展开公共艺术创作。大小主题相互配合，突出层次，让社会各界通过艺术作品、艺术活动不断体验、参与、感受衢州的创造力和可塑性。

除了通过各式各样的柑橘元素的公共艺术作品帮助形成柑橘IP外，还设计许多适合各年龄段人群切身参与的艺术活动，比如“画橘子”“投橘子”等活动，延长人们在场地中停留的时间，以推助场地收益的增长。另外，还包括邀请草根明星、增设文艺节目表演，以及搭建平民舞台，供游客参与其中一展身手，帮助人群汇集引流。

图1-3　衢州柑橘艺术节作品《红船》

图1-4　衢州柑橘艺术节

图1-5　衢州柑橘艺术节“彩绘橘”现场活动

在衢州柑橘艺术节结束后，也持续对衢州地方的数据进行了跟踪反馈，从旅游人口、城市品牌、产业经济等方面对此次柑橘艺术节的收益进行了评估，在艺术节的活动参与方面，柑橘艺术节也具有扎实的在地性，不仅吸引了大批的城市游客，在提高地方居民的参与性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时进一步帮助衢州柑橘扩大影响。长远来看，艺术节的举办也是帮助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和多样化发展的一种投资。公共艺术作为增加农产品文化附加值的手段，为提高衢州柑橘的地区知名度、促进在地产业经济活动的活力创造了传播效应。

衢州柑橘品牌的推广，不仅有利于直接改善柑橘产品的销售情况，而且使农民有机会从旅游业等三产业中获取经济收益。这就为改善乡村留守问题，为发展农村新型服务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和增收提供了现实路径。当然，作为衢州柑橘艺术节最为突出的特点，艺术家和乡村的紧密合作关系为乡村公共艺术节营造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艺术家成为引导者和服务者，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助村民去探索如何使“艺术为人民服务”，使公共艺术节的设计满足乡村村民的实际需求。

尽管获得了较好的收效，但衢州柑橘艺术节在整个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譬如“衢州柑橘”识别不突出，未能取得对地方品牌较好的宣传效果；或者艺术作品布置分散，导致场地人气聚集不够，使艺术作品未能达成艺术家最初的构想；还有活动内容、配套设施不够丰富，以至于游客来了留不住，留住了歇不了等问题，都是在往后设计策略提出中需要考量的细节。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乡村广袤的土壤，以及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本身，都为艺术的发生提供了无穷的养料。艺术振兴乡村同样在人们未来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大有可为，广大艺术家可从自身的实践出发，对其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与完善，为我国艺术振兴乡村探寻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