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应急处理经验与教训

回顾往昔，我们看到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面临突发的切尔诺贝利事故，集国家所能，采取了许多必要的应急处理措施。总结苏联政府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应急处理的经验和教训是历史的需要，也是未来发展的需要。

（一）苏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应急处理的经验

第一，核电站拥有必备消防系统和情况上报机制，及时遏制事态扩大。

苏联1954年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投入运营的核电站，在核电站设计、建造、运营以及配套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70年建造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拥有4个当时属于先进的RВМK型反应堆，其中1号反应堆于1977年启用，4号反应堆于1983年启用，另外，已经开始建设5号和6号反应堆。核电站具有配套的消防和医疗设施，同时具备直接向上级政府通报信息的必要渠道。这些核电站自身配套的防护系统和情况上报机制在事故突发的第一时间起到了紧急遏制事态扩大、向上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假如没有消防队员及时切断通向3号反应堆的火源并扑灭火灾，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果无疑将更加严重。信息上报机制保证了苏联党和政府能够及时掌控局面，为后续工作赢得先机。

第二，及时组建最高权力指挥中心，充分发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集权优势。

在整个应急处理过程中，苏共中央政治局是最高领导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出台相关管理条例以及与国际组织的信息交流工作。它的工作更多地体现了宏观的全局管理和高层交流的特点。这两个机构的关系是：政府委员会成员通过掌握和分析现场数据进行判断，向政府工作组提供应急措施建议；政府工作组听取政府委员会的建议，统一指挥应急处理工作，协调、部署各部门的具体工作，统一调配人力、物力资源，在各地方机构的配合下共同完成应急处理工作。1987年3月这两个应急处理指挥机构解散。苏联上述应急处理机构的内部结构充分体现了从上至下的集权系统指挥模式、横向权力配置以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协调互助关系。

事故初期，苏共中央政治局迅速组建政府委员会和政府工作组作为指挥中心。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应急措施。

政府委员会是“战地司令部”，集中了各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克格勃成员，在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和研究，并指挥具体应急处理工作。

政府工作组从属于苏共中央政治局，设置在莫斯科，由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实行例会制度，被授权领导苏联24个部委和10个地方机构（王芳，2009）52-55，旨在汇总、沟通包括政府委员会在内的各部门信息，对应急工作进行总体指挥和监督。

1988年，苏联专门设立了由政府官员、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记者、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最高苏维埃切尔诺贝利事故委员会”，全权负责继续调查切尔诺贝利事故原因，协助法院对肇事者行为进行裁决，研究设计核电站新型反应堆，研究恢复切尔诺贝利和其他受污染地区的生态方案，帮助灾民和事故清理人员获得政府救济和心理安抚等工作。至此，苏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应急处理转为常态工作。

可见，苏联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保证了苏共中央和政府机构拥有绝对权威性，便于从全局出发，按照统一步骤，采取统一计划，调配一切需要的应急资源，充分发挥了国家集权在应急处理中的优势。

第三，把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意见作为应急处理决策的首要依据。

苏联科学院是苏联国家的科学家基地。无论在国家建设时期还是在危难关头，苏联政府首先考虑依靠科学家应对突发事变。在政府委员会的中坚力量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他们冲在事故第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并立即分析、判断，为决策提供了最有价值的信息。4月27日政府委员会的专家从直升机上测定“反应堆和反应舱均遭到彻底破坏；机组里的石墨片被炸飞到四周开阔地上；从反应堆的炸口处升起一股数百米高的白色烟柱……反应堆残余物中还能清楚地看到深红色的燃点……辐射强度在增加，其扩散面积为600平方公里，辐射云正向西和向南移动……第聂伯河未发现污染”（皮霍亚，2006）534。与此同时，核物理学家列加索夫院士乘坐装甲车亲自抵临4号反应堆近距离观察，发现反应堆的反应过程确实已经停止，但是内部的石墨仍在燃烧，爆炸口的白色烟柱正在大量释放放射性物质。他推断这一过程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提出必须想办法将其扑灭。政府委员会的科学家们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切尔诺贝利地区的安危，甚至连苏联整个欧洲部分的生态环境都受到极大的威胁”（雷日科夫，1998）172。在此之后，政府小组批准把堵塞放射源作为工作重心。这样的事实在整个应急处理过程中比比皆是。可见，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研究结果、建议成为政府小组决策的首要依据。

第四，突出重点，把堵塞放射源、切断放射污染路径作为首要工作。

苏联政府在应急处理的第一阶段工作重点突出：不惜一切代价，堵塞放射源。他们通过临时研制灭火材料配方、改装直升机、编组投放飞行组等措施，及时堵住了4号反应堆的爆炸缺口，迅速降低了放射性物质的辐射剂量，极大减少了放射性污染的进一步扩散。尽管事后有国际舆论批评苏联政府在第一阶段应急处理中军人和事故清理人员付出的健康代价过大，但没有人否认堵塞放射源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苏联政府在没有任何经验和准备的前提下，能够迅速做出上述决策并予以实施，与苏联军人和事故清理人员的勇敢和献身精神分不开，这永远值得世人称赞。

第五，军队是国家可以调用的最得力的应急力量。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苏联空军出动直升机在反应堆上方检查反应堆损坏情况；经过训练的飞行员驾驶重型直升机执行空投任务，压制放射性物质释放，堵塞反应堆燃烧口；在后来长期的建设与清理工作中，苏联陆军部队在高辐射区建设人工设施、反应堆掩体工程；防化部队作为主要参与单位，开展对重灾区的清除放射性污染工作；大批18岁左右的预备役军人组成医疗营，参与灾区居民的疾病防治工作。可见，苏联军队在这次应急行动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了军队的高度组织化、迅速而高效的特点，突出体现了军人作为国防力量在和平时期参与应急行动的重要意义。

第六，充分发挥人道主义精神，紧急救助、疏散灾民。

在事故发生后不到24小时，苏联政府调动了1000辆大公共汽车到事故发生地，按照儿童、妇女、老人的撤离顺序有序完成了第一批灾民撤离任务。这些灾民得到安置地的政府和居民的妥善接待，收到来自苏联各地的食品、饮用水和药品支援。特别是受灾撤离儿童的健康、生活和学业得到及时照顾。苏联政府还考虑到灾民回迁、重建新城和福利保障系统工作。这些及时措施充分体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温暖。

第七，平时设置放射专科医院，核事故时采取分类分散治疗放射病患者的方案。

苏联对放射性疾病的研究起步早，而且建立了诸如莫斯科第6医院这样的放射病专科医院，拥有治疗专家和专业设备。当核事故发生后，第一批放射病患者在此得到了及时诊断和医治。当然，由于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的放射性污染后果前所未有，所以，仅靠专科医院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政府委员会提出的对放射病患者分类、分散治疗的方案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阻断了轻重患者之间、患者与健康人之间再次受到辐射的渠道；其次，充分发挥各地方医院的医疗潜力，在一定条件下缓解了医患压力。

第八，支持后续清理、监控和研究工作，汲取事故教训。

苏联政府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续清理、监控和研究工作一直没有间断。从1986年到1989年，苏联从各地先后抽调60万事故清理人员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及其附近区域，从事监控放射剂量，建造人工除热水平层和“石棺”工作，给建筑物和道路清污，阻断受污染水源，抓捕、处理并深埋受污染的动物等工作，力求依靠人的力量，把放射性污染造成的生态灾难降到最低程度。

除此之外，苏联政府对当时所有的核电站工作进行安全检查，改组核电产业机制，停止建造RВМK型反应堆；重新制定、明晰核电站安全责任制度；研究并公开通报切尔诺贝利地区和其他相关地区的生态状况。

总之，切尔诺贝利事故使苏联政府和公众深切体会到核安全的重要性，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暴露了原有计划体制中的弊病和社会观念中的误区。

（二）苏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应急处理的教训

切尔诺贝利事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由于和平利用原子能所带来的灾难，让人类遭遇了看不见敌人的战争，面临闻不到硝烟的战场。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教训。

第一，缺乏核安全意识，没有充分认识、宣传原子能的负面影响。

苏联作为第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在国内以往的宣传中过分夸大了原子能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而对原子能的负面作用即放射性危害研究力度不够。即使有研究，国家出于政治需要，封锁、保密了研究成果。对于原子能的负面作用不仅公众不得而知，包括核物理科学家、国家领导人、核电站的管理和技术工作人员也了解不够。可见，当时社会普遍缺乏核安全意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辐射检测站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职工和家属不懂防辐射知识，没有经过避免辐射的应急处理培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消防队员没有经过任何防辐射消防训练，在事故现场没有采取任何防辐射措施，成为第一批重症急性放射病患者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苏联政府为清除事故区的放射性污染，在1986年到1989年间陆续向事故区内调派了60万名事故清理者。由于对放射性危害认识不够，政府，包括事故清理者本人对防止辐射的劳动保护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从而导致事故清理者在20年间吸收辐射剂量平均高达100 mSv（ІАЕА，2006b），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到他们下一代的健康。苏联政府在1986年春天从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半径为30公里禁区内撤出11.6万人，在禁区之外的“严格控制区”有27万居民。虽然这些人20年间吸收辐射剂量平均都大于33 mSv，但比起那些事故清理人员，受污染人员的数量要少，吸收的辐射剂量相对要轻得多。可见，在苏联政府应急处理的“撤出”与“派进”决策中，“撤出”是正确的，“派进”则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留有重大漏洞的下策。这是日后苏联政府遭到国际舆论指责以及国内反对者攻击的最主要根源。

第二，对公众封锁信息导致失信于民。

当我们称赞苏联政府运用集权指挥方式达到应急处理高成效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其背后的隐患：政府为了稳定秩序，对公众隐瞒事故状况、封锁正常信息发布，最终导致公众对政府产生严重不信任。

苏联政府通过核电站上报机制几乎在26日事故发生的同时就知晓了此事，随后立即展开应急处理工作。但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向事故周围居民以及国际社会公布事故信息，致使放射性污染地区的居民没能及时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26日事发当天恰逢周六休息日，而且临近苏联最重要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地居民像往常一样在街上散步、购物，无形中扩大了接受辐射的剂量、范围和时间。直到4月28日瑞典核电站侦测到大气中放射性的升高向苏联发出质询后，苏联方面才被迫发布事故消息。这使得苏联党和政府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处于完全被动的境地。

在地方机构执行中央政府决策的过程中，为了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利益，既没有向公众做任何说明，又忽视对公众的解释工作，擅自减少自己的工作量，或简单、机械地执行政府决策。而公众由于无从了解事故真相，消息来源不一，信息不匹配，加之对核事故从一无所知到心生恐惧，无形中增加了精神上的不安、烦躁和压力，最后集中发展成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民众自发组成“切尔诺贝利人社会同盟”“切尔诺贝利的孩子们”“切尔诺贝利的残废者”“切尔诺贝利的遗孀”等社会组织，在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范围广泛、形势高涨的“切尔诺贝利运动”，人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废除机密制度、公布事故的真实规模、惩治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罪犯、确定被污染土地的居住危险程度、建立国家对蒙难者的救助体系等等。这些迫使苏联政府不得不通过借助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来缓和国内压力。这为苏联最终解体埋下导火索。

第三，军队的非专业化增加了伤亡率，影响了应急处理实施效果。

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全程应急处理行动中，苏联军队表现出高度组织化、纪律化和自我牺牲精神，为苏联战胜这场灾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一般军队在核应急领域中完全缺乏专业训练。军人们在应急处理行动中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必要的保护措施，因此遭受许多无谓的牺牲。在受到强辐射的人员中，军人占了大多数，尤其是第一批进入事故区进行放射性清理工作的军人。以直升机飞行员为例，尽管对直升机机体进行了加焊铅层的改造，但仍然有约600名飞行员受到严重辐射。后来进驻事故区的防化部队尽管比一般的军队具备专业化训练经验，但也同样缺乏防止放射性辐射的经验。

第四，一些具体的应急处理措施不当，衍生遗留问题。(www.xing528.com)

由于苏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既无思想和物质准备，又对其所引发的后果估计不足，来不及对应急处理工作做整体布局，也没有把这项应急处理工作与全球生态循环、国际社会稳定等问题进行相互关联，所以前期采取的一些应急处理措施为后续工作留下隐患。比如：消防队员以灭火作为工作重点，但大量注水成为引发反应堆再次爆炸以及地下水污染的隐患，所以后续工作中必须派人从反应堆下层抽水，建隔离层，这样造成后续人员遭到辐射。另外，封堵反应堆爆炸缺口的灭火材料中含有大量铅，因为铅的吸热效果很好，有效降低了反应炉温度，熔化后的铅封住了洞口，降低了辐射。但这样的做法后来受到一些科学家批评，因为有些被熔化的铅蒸发到大气中，20年后在切尔诺贝利病童的身体中仍然可测到微量铅。还有，是否有必要往禁区内调入大量事故清理者的决策也存在计划不周的缺陷。除此之外，苏联由于前期只把切尔诺贝利事故作为国内事务处理，严重影响了其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

第五，福利体系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

苏联政府在事故后，为事故的受灾者建立了大规模的福利体系，但是这个福利体系建立在庞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由于苏联的经济体制本来就存在计划过细的固有缺陷，长期过重的国防开支一直成为国民经济的极大包袱，再加上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又造成核电事业受损，农业生产受损，多重因素致使切尔诺贝利灾民的福利体系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当时用于支付这些福利的资金数目巨大，为苏联政府无形中又增加了计划外的沉重负担，犹如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对于苏联解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苏联解体以后，原有的福利体系自然崩塌，切尔诺贝利受害者的福利待遇由后来新成立的乌克兰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按本国情况自行制定。实际上，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期，切尔诺贝利受害者无法真正获得原有的福利待遇，即使获得了，也不能解决实际困难，成为这一事故的再次受害者。

第六，缺乏与原子能相关的法律体系，造成无法可依的后果。

原子能是一种特殊的能源，苏联在长期利用原子能的过程中，缺乏与其相关的法律体系。所以，在事后审判切尔诺贝利事故当事人时，无法可依。1989年7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联席会议上，人民代表什切巴克指出，“即使在当前，有关核电站的站址、计划、建设和操作运行的安全条例仍然经常被忽视”（波特等，1992）。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缺乏原子能法律，当苏联在政策上的举措和制订的核安全规章制度遭到破坏时，没有任何法律框架去束缚、处分，或者审判核工业领域那些失职人员，包括那些忽视核安全的人员。

【注释】

[1]伊帕季耶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Ипатьев，1867—1952）：有机化学家，化学教授（1899年）、陆军少将（1914年）、中将（1916年）、彼得格勒帝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914—1916）、院士（1916—1917）、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17—1925）、苏联科学院院士（1925—1936）、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39—）。1916年出任化学委员会主席，主管化学和防化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十月革命”后主管化工生产。1927年获得列宁奖金。1930年携妻出访欧洲。1931年移居美国。在美国的后半生发表了400多项科研成果和300多项专利。（摘自httр：//www.аlhimik.ru/tеlесlаss/рril/iраtiеv.shtml）

[2]陆军部炮兵总局化学委员会：Химический комитетпри Главном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3]维尔纳茨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Вернадский，1863—1945）：科学家、思想家及社会活动家，彼得格勒帝国科学院院士（1906—1917）、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17—1925）、苏联科学院院士（1925—）。开创生物地质化学，提出以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概念为基础的“地球圈”学说，奠定了生态学、“智力圈”和“全球学”的理论基础。

[4]安德鲁索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Андрусов，1861—1924）：地质学家、矿物学家，皇家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914—1917）、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17—）。

[5]戈利岑（Борис Борисович Голицын，1862—1916）：地震学家、地质物理学家，皇家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908—），公爵。

[6]卡尔平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Карпинский，1847—1936）：地质学家，皇家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886—1917）、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17—1925）、苏联科学院院士（1925—）。是首任通过院士大会选举出的俄罗斯科学院院长（1917—1925）。

[7]库尔纳科夫（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Курнаков，1860—1941）：物理化学家，皇家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913—1917）、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17—1925）、苏联科学院院士（1925—）。

[8]维尔纳茨基从1915年当选后直至1930年一直担任“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主席。

[9]季先科（Вячеслав Евгеньевич Тищенко，1861—1941）：有机化学家，曾应门捷列夫邀请到彼得堡大学化学实验室和教研室工作。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8—1935）、院士（1935—）。主要研究石油衍生物结构。

[10]法沃尔斯基（Алексей Евграфович Фаворский，1860—1945）：有机化学家，莫斯科工程学院教授（1909—1930）、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2—1929）、院士（1929—）。主要研究不饱和烃的同分异构体转化问题。

[11]奇奇巴宾（Алексей Евгеньевич Чичибабин，1871—1945）：有机化学家，莫斯科工程学院教授（1909—1930）、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6—1928）、院士（1928—）。1936年被剥夺院士资格（1990年恢复院士名誉），1937年被取消苏联国籍，1945年逝于巴黎。其著作《有机化学导论》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12]雅科夫金（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Яковкин，1860—1936）：物理化学家。曾任俄罗斯物理化学学会主席（1913、1915、1918—1920），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5—）。其研制的氧化铝提纯方法被应用于苏联第一座氧化铝厂的生产。

[13]古布金（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Губкин，1871—1939）：石油地质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

[14]奥布鲁切夫（Влади′ми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Обручев，1863—1956）：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科普作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

[15]热姆丘日内（Серг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Жемчужный，1873—1929）：化学家、矿物学家，擅长物理化学分析方法。绘制出多种金属盐的结晶图，研究锰合金，开创高电阻合金研究。

[16]费斯曼（Алекса′ндр Евге′ньевич Ферсман，1883—1945）：地质化学家、矿物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19—1925）、苏联科学院院士（1925—）。

[17]布拉日尼科夫（Владими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Бражников，1870—1921）：俄国鱼类学家，从事渔业生产研究。

[18]苏联主管国内安全事务的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缩写ЧК，即“契卡”，负责人捷尔任斯基，1917.12.20—1922.2.6）；苏俄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 при НКВД РСФСР，即“格别乌”，1922.2.6—1923）；苏联国家安全总局（ОГПУ при СНК СССР，1922.2.6—1934.7.10）；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НКВД СССР，1934.7.10—1941.2.3。在1941到1946年“二战”期间，НКВД СССР被多次调整，曾易名为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НКГБ СССР，1941.2.3—1946）］；苏联国家安全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МГБ СССР）与苏联内务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СССР，МВД，1946—1954）；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国家安全委员会（КГБ при СМ СССР，缩写КГБ，即“克格勃”，1954.3.13—1978.7.5）；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缩写КГБ СССР，英文Тhе Соmmittее оf Stаtе Sесuritу，1978.7.5—1991.12.3）；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俄文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缩写ФСБ，英文Fеdеrаl Sесuritу Вurеаu，1995.4.3至今）。

[19]图波列夫（Ан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полев，1888—1972）：苏联飞机设计师，曾设计100余种机型，其中有70多份设计被采纳，制成苏联时期的主要军用飞机，一部分成为民航飞机的主要机型。

[20]齐奥尔科夫斯基与法国的埃斯诺·贝尔特利、美国的罗伯特·戈达德，以及德国的赫尔曼·奥伯特是20世纪初具有代表性的伟大航天先驱者。他们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火箭运动和太空飞行基本理论。

[21]1924年成立于莫斯科，命名为星际通讯组（Секция межпланетных сообщений），附属于当时的军事科学学会空军学院（Военно-науч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воздушного флота）。同年，改名为星际交通研究会（Общество изучения межпланетных сообщений，缩写为ОИМС），该会存在了1年左右的时间。

[22]莫斯科发明家协会：Ассоциация изобретателей-инвентистов，缩写为АИИЗ.

[23]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是一个政府机构，专门赞助苏联青年在滑翔运动、赛车、热气球和滑翔机建造等方面的业余的和准军事的活动。

[24]前身是1921年3月季霍米罗夫创立的发明试验室（Лаборатория для разработкиизобретений Н.И.Тихомирова），隶属于苏联红军炮兵管理局，主要从事固体火箭设计。这个组织的实践成果之一是试验成功88mm和132mm口径的固体火箭弹，即喀秋莎火箭炮的前身。

[25]克莱门诺夫（И.Т.Клеймёнов，1899—1938）：原空气动力学试验室主任、军事工程师。

[26]德国发射3225枚V-2，袭击了安特卫普（1610枚）、伦敦（1359枚）、里尔（25枚）、巴黎（19枚）和马斯特里赫特（19枚）以及其他一些目标，其中1/5为哑弹。最后一枚火箭于1945年3月27日落在伦敦南部的肯特州。（Воdе еt аl.，2008）90-91

[27]数据来自：Доклад записка А.И.Шахурина Г.М.Маленкову от 8 июня 1945 г.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обследования германского реактивного научно-испытатель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 Пенемюнде.（1945年6月8日沙胡林致马林科夫关于德国佩内明德喷气科学试验研究所调查结果的报告）（Ивкин еt аl.，2010）17

[28]数据来自：Из отчета о работе института 《Нордхаузен》 начальника института гвардии генерал-майора артиллерии Л.Гайдукова и главного инженера С.Королева.（近卫军炮兵少将、研究所所长盖杜科夫和总工程师科罗廖夫关于诺德豪森研究所的工作总结）（Ивкин еt аl.，2010）114-117

[29]在各种文献中记述的来到苏联的德国专家人数差距很大，主要原因是这一时间有大量德国专家被转移到苏联，从事与原子弹、航空、无线电等领域有关的工作，本文给出的仅是直接从事喷气武器研究工作的德国专家人数。数据来自：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Г.М.Маленкова и других И.В.Сталину о завершении работ по реактивной технике в Германии.（马林科夫等致斯大林关于在德国喷气技术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Ивкин еt аl.，2010）127

[30]1947年5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第1454-388号决议《喷气技术问题》，喷气技术特别委员会改名为第2委员会，其成员也进行了调整。布尔加宁代替马林科夫担任委员会主席，乌斯季诺夫和祖博维奇仍任副主席，委员会成员调整为雅科夫列夫、赫鲁尼切夫、戈列梅金、巴尔申、卡巴诺夫、谢罗夫、阿列克先科和基尔皮奇尼科夫。1949年5月15日委员会被解散，苏联装备部成为喷气技术研制工作的领导者。见：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 1454-388 《Вопросы реактивной техники》.（苏联部长会议№ 1454-388《喷气技术问题》决议）（Ивкин еt аl.，20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