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的科技体制模式可概括为“动员式”科研管理运行模式(以下简称“动员”模式),是指在战争期间,国家政权与知识分子在战争的“动员”下配合默契,建立起“管理—科研—生产”一体化的复杂网络系统。苏联政府在总结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经验的基础之上,建立并依靠“动员”模式不仅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与美国对峙“冷战”多年,成为超级科技军事大国。这一模式沿用至20世纪80年代末。
苏联在“二战”时期建构了严格的中央集权式党政科研管理系统。所有权力集中掌握在中央政治局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国家主席)和国家国防委员会总司令一人之手。这个人颁布“动员令”,居于“动员”模式的顶层;苏共中央政治局、政府和国家国防委员会处于第二层面,行使主管权;苏联科学院、政府管理总局、内务和国家安全部为第三层,既参与管理,又担当运行枢纽;各研究所、实验室、设计院( 包括“古拉格”“沙拉什卡”)与各军工企业通过运行机制产生关联。在这一系统中,管理机构、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之间形成“生物链”,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动态联系网络。网络中的各节点相互依赖,共生互利,无法自动摆脱。这一系统的管理指向为自上而下,管理指向的相反方向是信息反馈通道。其运行方向既可以横向交流也可以纵向交叉。这一系统从斯大林执政时建立,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延续,保护了苏联的基础研究领域、国防工业和国家安全。不同时期的苏联领导人都运用这一系统亲自主持了各项最重要的军事计划。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集权制的瓦解,政治权力失控,这一模式也自然瓦解失效。
研究苏联“动员”模式的现实意义在于理解为什么俄罗斯联邦政府重视研究苏联科技体制模式。苏联“动员”模式为现阶段俄罗斯建立创新系统提供了实践样板。(www.xing528.com)
苏联解体后,尽管俄罗斯联邦接管了近 86%的苏联科技体制遗产,但由于失去了集权制的支撑,丧失了综合国力,所以俄罗斯科技体制无法继续保持苏联“动员”模式。但是,俄罗斯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苏联“动员”模式对建立俄罗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听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新形势提出:由俄罗斯总统统一掌管国家科技政策制定;大力推动原有科学城的创新活动,带动局部机构科技创新系统建设;充分保护并发展俄罗斯科学院的基础科学科研潜力,以此为龙头,与高校科研和市场结合建立国家创新系统;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其他国家共建国际科技创新系统。正在创建的俄罗斯国家创新系统与原有的苏联“动员”模式具有血脉相承的关系,其共同目的在于实现最有效的科技资源配置。但二者差异也很明显:前者的启动机制为市场经济,依赖于系统从外向内的市场信息反馈调解,而后者的启动机制是战争,强调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管理机制;前者更突出创新者个人的作用和经济效益,个人在系统中的位置是流动的,而后者把个人成就和利益湮没在国家整体成就和利益之中,个人是系统中固定的“螺丝钉”;前者科研经费来源渠道丰富(包括国家预算和各种预算外基金、企业研发资金、国际合作项目资金等),而后者科研经费来源唯一(百分之百的国家预算)等等。总之,正在创建的俄罗斯国家创新系统与苏联“动员”模式存在着相似和相异之处。可以预言,在深入研究总结、汲取苏联“动员”模式经验和教训基础之上,俄罗斯国家创新系统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摆脱科学危机局势,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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