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与国防工业的融合

1917年俄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社会变故：俄历2月23日（公历3月8日）圣彼得堡的工人士兵举行反战游行，3月2日（公历3月15日）皇帝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二月革命”结束了长达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罗斯共和国“临时政府”执政。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会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俄罗斯政权。从帝制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再到无产阶级专制，俄国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在两次革命中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而且还得到了发展。皇家圣彼得堡科学院从1917年3月起更名为“俄罗斯科学院”，标志着科学院成员对俄罗斯从帝制转为共和制的认同。（Колчинский，2017）

十月革命过后的初期阶段，大多数原俄罗斯科学院的科学家对新兴苏维埃政权采取了反对或抵制态度。为迅速发展国家各项事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管全国科研机构，同时分管国防工业的科研。在该委员会的管理下，建立了许多从事新型军事技术、新式武器研发的研究所、实验室和检验机构（例如中央化学实验室、物理技术研究所、镭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所大多根据著名科学家制定的计划筹建，并由著名学者（例如物理学家约菲、地质生物学家维尔纳茨基等）出任所长。从此，科学家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开始从对立转为合作。

20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政府提出了“苏联是世界科学的中心”的口号，为实现斯大林提出的“在短期内迅速提高苏联的整体科技水平”的科技政策，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第一，加大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的管理力度，以军事科研带动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成立了各种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管理委员会。每一个委员会都专管若干研发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的研究所。在每一个国防企业中都有科研实验室和检验部门。在军事委员会（后改为“国家国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科技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各部属研究所和各类军事技术委员会。

第二，改组科学院，使其成为苏联科学“总指挥部”。1933年11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把苏联科学院纳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直属权限内；1934年把科学院总部从圣彼得堡迁到莫斯科；加速科学院的体制化进程。到1941年初，苏联科学院的定员为10282人，比1931年增加了10倍，是1917年定员的50倍。科研费用从1928年的390万卢布增加到1940年的17800万卢布。到1941年初，苏联科学院共有1821个科研机构，其中包括786个研究所。

第三，加强科学院与军事科研的联系。1935年在苏联科学院体制内成立了工程科学分部。该分部主持了大约200个与新型军事技术相关的国家项目。

随后，苏联政府把9个专门研究国防工业和军事技术的研究所纳入科学院系统。其中包括物理技术研究所、物理化学研究所、镭研究所等。科学院主席团下设国防委员会军事代表小组，配合领导新型武器和军事技术的研究。科学院工程分部、物理数学分部和化学分部所属的所有研究所全部参与军事科研工作。20世纪30年代中期，许多主管新军事技术、化学、生物武器和国防工业生产的人被推举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许多著名科学家担任军事科研项目的主持人。此间，大多数科研机构按军用技术订单进行研发，其研究成果为“二战”中苏联能快速生产出先进的军舰、战机、雷达监控系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苏联科学院的地质学和生物学分部也为探查国防资源做了大量工作。

然而，在科学家对苏联政府的态度逐渐从对立转为合作的同时，政府对科学家的态度却由拉拢、利用转为怀疑，甚至镇压，以至于出现了“沙拉什卡”和后来的“大清洗”事件。

“沙拉什卡”是俄文Шарашка一词的音译。Шарашк实体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然而，在当时的俄文字典里无法找到这个词。“沙拉什卡”由苏联最高内务机构直接管控（这个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18]，前身是“契卡”，后来改为“克格勃”），是专门从事军事技术研发工作的特种研究所、实验室、设计和检验部门，实际为关押科学家、设计师和工程师的特种监狱。(www.xing528.com)

1928—1931年，莫斯科的“布特尔卡”监狱成为特殊监狱，这是第一批被称为“沙拉什卡”的监狱。1936 年，保密城“苏多斯特罗伊”（Судострой，即Северодвинск北德文斯克）建成，是第39号军工厂的科研分部，也是“沙拉什卡”类型的监狱，属于“古拉格”系统（劳改营主管机构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лагерей，缩写ГУЛАГ）。被捕的飞机设计师们在这里研制航空发动机和新式飞机。他们在5个月内完成了新式飞机的设计制造工作。1937年末，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19]被捕，被关押在莫斯科29号中央监狱的“沙拉什卡”中直至1941年。他在此为苏联研发了各种新式战斗机和新式战舰。在同期由人民内务委员会管辖下的其他“沙拉什卡”研究所中还研发出了化学武器、防化设备乃至毒药。许多苏联著名无线电工程师（例如贝尔格和门茨）和科学家都在“沙拉什卡”工作过。人民内务委员会主席贝利亚以及后来的“克格勃”领导人梅尔库罗夫都曾亲自参与制定交由“沙拉什卡”完成的大多数军事科研项目。

从1936年至1941年，苏联当权者为了达到清除仕途障碍的目的，发动了清洗“混进革命队伍中的破坏分子”的运动，史称“大清洗”。其间，上万名学者，包括百余名苏联科学院院士因涉及军工项目而受到牵连（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尼古拉·布哈林，生物学家、前农业科学院院长、科学院院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院院士列夫·朗道，物理学家鲍里斯·盖森等）。“大清洗”使苏联科学界的一些重要领域几乎陷于瘫痪，严重挫伤了苏联知识分子的爱国激情。

尽管苏联学者在“二战”以前为国家军工科研生产做出了杰出贡献，然而，战前苏联政府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有计划、协调一致并带有监察机制的科研管理体制，所以没有最有效、合理地开发利用科研潜力与资源。

“二战”爆发彻底改变了苏联政府与学术界之间由于“大清洗”造成的对立关系。政府向全社会发出“一切为了胜利”的爱国主义动员号令。学者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并参与解决国家的科研、经济乃至政治问题，为维护苏联国家尊严、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建立民主和社会公平的反法西斯阵营贡献了智慧乃至生命。

为了协调科学界和国防工业的关系，斯大林命令国家国防委员会下设科技委员会。由科技委员会主席定期直接向斯大林汇报科研机构研发状况。随后，国家国防委员会成立了红军和其他兵种的无线电通信委员会、反坦克导航设备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囊括了各种专业的研究所和实验室。除此之外，苏联所有部委都成立了由苏联科学院院士主持的学术委员会。还建立了星罗棋布、对外保密的科学城。这些科学城是科学共同体与军工企业的新式同盟，由科研项目的领导人和军工企业负责人共同指挥。

战争期间，科学家直接参与重要军事科研项目，一些著名科学家通常身兼数职：科学院士、军官、军工企业管理者。从谢尔盖·瓦维洛夫到亚历山大罗夫为止，所有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主席都曾参与军工生产联合体工作。20世纪60年代苏联著名的“三K帮”——核计划的领导人库尔恰托夫、火箭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和航天计划领导人、当时的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主席克尔德什是苏联学者、军人加管理者的典型代表。

总之，在战争“动员”下，苏联科研管理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改变，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科研与军工生产直接结合，党政机关、科研机构与军工企业形成“管理—科研—生产”的有机联合体，从而构成苏联“动员式”科研管理运行模式。由此可知，在苏联“动员”模式中学者与当权者、科学共同体与集权制度建立了共生关系，达到双赢目标；研发设计人员、工程师、军工企业的管理者、国家各级党政领导人之间形成有效的社会组织管理网络；中央党政机构对各级具体的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可以实施直接管理，通过信息反馈实现有效控制，从而保证系统得以良好运行。

应该注意到，苏联“动员”模式尽管是苏联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产物，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建立在总结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争科研管理运行（特别是“自然生产力委员会”、军工联合体等）经验以及俄罗斯两百多年所积累的科学学派传统、较高的公众科学素养和特殊社会文化氛围基础上。而且，“动员”模式必须依赖于强大的综合国力和集权的统一调配制度，在“二战”前，苏联已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并且形成严格的集权管理。所以，战时“动员”模式表面看起来应运而生，实际上却有深刻的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