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历史地位探析

1914年末—1915年初，巴尔干地区“火药桶”待炸。这时的俄国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政府不了解战略物资原料以及用于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的钨、钼、硫、铅、黄铁矿和硝石矿等重要资源的储备状况。为了帮助国家完成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的迫切任务，一方面，在政府层面，俄国陆军部于1915年1月15日成立了炮兵委员会（后隶属炮兵总局），主要从事组织军工生产工作。委员会吸纳了包括化学家伊帕季耶夫^[1]在内的一些学者参加。伊帕季耶夫提出把研制化学和防化武器作为新式武器的军事化工思想及方案。1916年，俄国陆军部炮兵总局成立化学委员会^[2]，旨在建设俄国军事化工产业，任命当时已是中将的伊帕季耶夫为该委员会主席（Трофимова，1998）48-69。

另一方面，俄国学者们也“嗅到”了战前的火药味，纷纷表示愿意为国分忧。

1915年1月21日，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士维尔纳茨基^[3]在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学部会上提出成立“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изучению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 сил，简写为“КЕПС”）的倡议。

维尔纳茨基在倡议书中指出：“在动荡的历史关头，国家需要团结一致，竭尽全力。皇家科学院绝不能置身事外。”成立“‘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目的在于保存并发展俄罗斯的实力，使之足以应对残酷战争以及未来能够尽快实现战后恢复重建工作”。“皇家科学院及国内所有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都应该全力以赴，参与到实现上述目标的行动中。”“科学院需要研究那些与自然生产力相关的，然而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关注的领域。”“‘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收集并整理有关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生产力的状况，提出系统科研报告，根据已有文献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提出准确判断和评估。”（СПФА РАН，1915а）

维尔纳茨基认为，国家的自然资源主要分为三大类：含有生命力的有机生产力——土壤、森林资源、动物、植物和渔业资源等；各种能源——水力、风力、海洋潮汐及其他在地表可利用的动力等；地下资源——金属和非金属矿物、天然气、矿泉、石油、煤、地下水等。应该“摸清包括气体、铝、钼、铋、碘矿的产地及原生态形式等”。（СПФА РАН，1915а）“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需要根据上述资源特点，成立相应机构，组织动植物学家、地质学家、矿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参与综合研究。“‘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所有工作应该像通常科学研究一样具有普及性、开放性和可批判性。”（СПФА РАН，1915b）692

维尔纳茨基的倡议书得到安德鲁索夫^[4]、戈利岑^[5]、卡尔平斯基^[6]和库尔纳科夫^[7]等院士的响应。他们不仅在倡议书上签名，而且积极协助维尔纳茨基筹备成立“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Кольцов，1999）128。

1915年10月11日，来自皇家科学院、政府各部门、民用和军工企业、高校和社团的56位与会者出席了“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Кольцов，1999）129经过无记名投票，与会代表推举维尔纳茨基当选委员会主席^[8]。

在委员构成上，1916年“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有131名委员，1917年增加到139名委员。委员中绝大多数是俄罗斯科学院的职业科学家，也有少数政府官员（如伊帕季耶夫）、企业家和高校教师。有一些“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委员以此身份被政府机构聘用。如：伊帕季耶夫邀请“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委员、化学家库尔纳科夫，季先科^[9]、法沃尔斯基^[10]、奇奇巴宾^[11]、雅科夫金^[12]等人担任化学委员会成员。（Кольцов，1999）132

在机构的组建原则和机构设置上，“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高举“俄罗斯自然生产力”的旗帜，一方面强调建立国家科研机构网的重要性，整合俄罗斯科学院、政府部门和高校的科研人才；另一方面按照自然生产力的类型分组科研团队。“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最初成立了沥青、黏土与耐火材料、铂、盐类等专业研究分委会以及《俄罗斯自然生产力》出版分委会，涉及10个科学社团、专业协会和5个政府部门。（РАН，1916а）360-3611918年，“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正式组建物理化学分析研究所、铂及其他贵金属研究所，并把原有的分委会扩充为稀有元素及放射性物质、盐类、铂矿类、水文学、光学等20个研究分部，同时建立了地图库。（РАН，1919）219-288

从研究方向上看，“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重点支持应用地质学、矿物学、水文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与自然资源相关的学科。

在研究方式上，“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主要采取理论研究和科学考察形式。鉴于“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资源，所以，“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大力支持科学考察。仅在1916年一年间，“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就向俄国境内各地派出了14个科考队。（РАН，1916）344-345

在研究成果上，从1916年起，“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汇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版了《俄罗斯自然生产力研究文献》及六卷本《俄罗斯的自然生产力》。《俄罗斯自然生产力研究文献》（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и）不仅囊括了皇家科学院学者关于俄罗斯境内自然资源的考察和研究报告，而且还包括学者们对当时其他国家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六卷本《俄罗斯的自然生产力》（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 силы России）包括：第1卷《风动力》（Ветер как двигательная сила）（1919年出版）；第2卷《白煤》（Белый уголь）（1921—1923年出版）；第3卷《地下水》（Артезианские воды）（已撰写，未出版）（Блок，1920）44-45；第4卷《矿产》（Полезные ископаемые）（1917—1919年出版）；第5卷《植物志》（Растительный мир）（1917—1923年出版）；第6卷《动物志》（Животный мир）（1919年出版）。

这些成果“使俄国政府、军界、企业界和科学界得以全面掌握俄国境内钨、钼、硫化黄铁矿、铅、硝等战略原料以及铂、金等贵金属的储备情况”（СПФА РАН，1915b）。

除此之外，在理论研究方面“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维尔纳茨基提出了“矿物起源进化论”和“生物圈学说”，建构了地质化学和生物化学；古布金^[13]提出了石油起源及其分布规律理论；库尔纳科夫创建了络合物化学学说；奥布鲁切夫^[14]研究了冰川作用过程和永久冻土等。

“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根据政府需要，负责召集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解决涉及俄国军工和国民经济生产的紧迫问题。(www.xing528.com)

俄国陆军部炮兵总局化学委员会为了开展军事化工生产，委托化学家研制干湿防毒面具、炸药和急救药品（包括青霉素等），并邀请化学家直接参与监督指导军需产品的生产过程。科学家欣然接受邀请，积极开展工作。

“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委员、有机化学家奇奇巴宾组建了“莫斯科药业发展促进会”（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одействия развитию фармацевт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研制前线及后方急救用吗啡、阿托品、阿司匹林等镇痛、消炎药。（Волков，1993）43“莫斯科药业发展促进会”奠定了俄罗斯制药业的行业发展基础。

从1916年下半年开始，化学委员会把工作重点从军事化工产业转移到和平目的的民用化工产业上。为此，化学委员会成立了中央筹备委员会，由伊帕季耶夫担任筹委会主席。为使俄国的化工生产驶入和平建设的轨道，委员们协调统一安排中央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以及“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研究计划。（Кузнецов еt аl.，1992）47-48中央筹委会委员、“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委员库尔纳科夫院士与学生热姆丘日内^[15]一起率领研究小组在里海、黑海海滨的大范围内考察俄国境内的盐湖。他们在克里米亚的萨克斯克盐场（Сакский соляной промысел）组建试验工厂，利用新的提纯方法从已提出氯化钠的母液中首次析出达到一级工业纯度标准的重要化工原料氯化钾和氯化镁（РАН，1916с）25。学者们在实现把提纯方法从实验室拓展到工业生产的同时，开辟了研究化学纯试剂及化学药品纯试剂、钾盐和镁盐等新的领域。（Соловьев，1985）119-120（Страдынь，1988）991916年底，“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召集政府部门及企业人员专门讨论了上述研究成果。

“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铂研究分委会基于对俄国铂矿石产地及资源的调研，向政府提出：停止出口铂矿石，建立国家铂矿工业，加强铂系元素及其化合物研究等建议。维尔纳茨基指出：“当前国家迫切需要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查明铂矿的国有储量；经俄国的化学家分离后，出口铂的加工产品，而不是直接出口原矿。”（РАН，1916b）90“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支持并向政府递交了铂研究分委会的上述建议。

“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委员费斯曼^[16]基于对俄国境内滑石矿资源以及滑石类耐火材料生产企业情况的调研，向俄国卫生与疏散署最高长官办公厅提交了《俄国滑石产业现状》报告，成为政府掌握国内军用消防材料的原料及生产情况的科学依据。（РАН，1916а）75-79

食品供给问题同样是“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关注的领域，包括畜牧业（特别是养鹿业，肉类资源及加工）、粮食产量和蘑菇采摘、加工等问题。（РАН，1916а）72-74，87-88在渔业方面，“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委员们听取并向政府汇报了鱼类学家布拉日尼科夫^[17]关于俄国鱼类资源的分析报告（РАН，1916а）66-68，俄国贸易与产业部采纳了布拉日尼科夫以及其他学者关于俄国渔业应当采取谨慎态度的建议，继而对渔业生产管理方面采取了限时禁捕等保护性措施。

“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支持。委员会与政府部门特别是陆军部、海军部达成协议，共同解决科研生产和军备问题。1916年，“国家特别军事委员会”（Особ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по оборон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拨款70000卢布，用于资助“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出版《俄罗斯自然生产力研究文献》。与此同时，“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从“国家特别军事委员会”及教育部分别获得109600卢布和14700卢布的贷款。（РАН，1916с）365-367这在当时属于巨额款项。

由于“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主旨是爱国，不涉及政治倾向，而且其研究成果对政府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所以在1917年俄国社会激烈动荡之际，不论是“二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共和国临时政府，还是“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政权都没有取缔“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下属的各分委会成员在这一年仍然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与发展工业相关的科研经费支持，持续研究铂及其他盐类的提纯技术，没有中断对盐湖、黏土、耐火材料及铝矿的资源考察，完成了《俄罗斯的自然生产力》第1卷《风动力》的手稿，出版了第4卷《矿产》和第5卷《植物志》。

从1918年到1930年，苏维埃政权和苏联政府借鉴了“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组织经验，在“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原有36个分支机构（其中25个在圣彼得堡，11个在莫斯科）的基础上，按照新的研究方向组建了14个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3个实验室和博物馆。

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根据意识形态需要，仿照“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在苏联科学院体制内成立了“生产力研究委员会”（Совет по изучению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 сил ，简称“СОПС”）。直至苏联解体前，“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基本上归属苏联政府直接领导，是一个政府机构。从1992年起，“生产力研究委员会”改名为“生产力（资源）配置及经济合作委员会”（Совет по размещению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 сил и экономи- 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简称“СОПСиЭС”），隶属俄罗斯联邦经济部和国家经济合作委员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尔纳茨基回顾“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在“一战”中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认为“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急时刻发挥了重大作用”（Вернадский，1989）145，其经验值得借鉴。维尔纳茨基强调“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还原性认识思维，帮助自己综合全面地理解自然资源之间的相关性，奠定了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并转化为生产力理论基础。

“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由科学家自发组成的，以科学家为主导，联合政府、企业、高校和社会团体各领域精英，集科研、财政和生产管理为一体的新型组织。它既是非政府机构，又在某些方面行使超政府职能。“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以爱国为宗旨、以科技立国为目标，按照科学共同体规则组建，实行无记名选举制，运用了资本运营方法和管理方式。在“俄国自然生产力”的旗帜下，“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打破了学科限制和专业局限，把学者的研究兴趣、特长、能力与国家需要相结合，把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相结合，把科学考察与实验室研究相结合，把精英治国理念与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把推动科学研究与促进产业发展相结合，把民品生产与国防工业相结合，实现了多学科学者与多部门人员相配合、军需供给与战略资源配置相统一，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服从委员会的领导，充分施展个人的才智、组织管理能力和战略思想，为国家赢得战争、发展生产贡献了力量。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在国家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未雨绸缪，表现出自主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特色，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给俄国发展带来了新气象，为日后的苏联“动员”模式提供了样板和宝贵经验。

然而，也应该看到，与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俄罗斯政权（简称“苏俄”）的社会改造需求相比，“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影响范围十分有限。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和士兵阶层的社会地位，苏俄政权掀起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需要大批有知识的国家建设者，这彻底改变了以往俄国由皇权专制、由知识分子“精英”参与治理国家的模式。由此带来了如何处理新政权与知识分子间的关系、如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等问题。